—— 武王墩一號墓考古發掘全紀實
初春的淮南，微風裹著油菜花香掠過江淮平原，沉寂了兩千多年的武王墩墓在經過4年多的科學考古發掘后，終于揭開了神秘面紗。
穿過長長的墓道，這座規模宏大的九室楚墓，四周由夯土壘成的臺階以“回”字形層層內收，一直延伸至墓坑內。作為唯一一座經過科學發掘的楚王陵，這里出土了迄今出土口徑最大的楚國大鼎等1萬多件（組）文物，八百年楚國的面貌愈發清晰。
這是迄今經過科學發掘的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結構最復雜的楚國王級大墓，墓主身份鎖定為戰國時期的楚考烈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布的六項“2024年中國考古新發現”中，武王墩一號墓名列其中。
在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中，民族交融與文化碰撞不斷發生。我國科技考古不斷取得新突破，激勵著后人不斷向文明深處探源，汲取世代相傳的精神力量。
剝開“時間膠囊” 歷史真容日漸清晰
據《史記》記載，公元前241年，在戰國史上最后一次合縱攻秦中，楚考烈王擔任縱長，失敗后為避強秦，楚考烈王將國都遷往壽春，即今安徽省淮南市壽縣壽春鎮。約19年后，楚國滅亡，在壽春留下王國最后的背影。
2020年，一支有著百余人的考古隊來到距離壽春城遺址不遠處的武王墩墓，在初步探明墓室結構和陵園范圍后，正式開始考古發掘工作。
初到這里，一群經驗豐富的考古隊員們都被面前這座高約16米、底徑達130米的超大型墓葬所震撼，激動之余，壓力也沉甸甸地落在他們肩頭。
“面對如此高規格的墓葬，此前發掘經驗幾乎為零。”武王墩考古項目負責人宮希成表示，盡管開始已經制定了詳細發掘計劃，但天氣、土質和工具匹配等原因還是造成了不少困難。
經過4年多發掘，武王墩的真容日漸清晰。
2024年4月16日，國家文物局在淮南召開“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首次對外發布了武王墩一號墓的等級和結構——這是一座擁有九間墓室并有多重棺槨，且結構完整的楚國王級墓葬，不僅如此，考古人員在構筑墓室的木材上發現并采集了大量的楚國墨書文字。
武王墩考古項目負責人宮希成表示，不同槨室數量對應墓主生前身份等級，楚王級別的九室墓尚屬首次發現。書寫于木槨上的墨書文字則記載了槨蓋板放置方位和槨室功能分區等內容，猶如整個墓葬的“說明書”，如北一室西墻最下層墻板上的“南樂府、西、咊、一”分別對應著“分室名稱、所在方位、木材性質和編號”。
約一個月后，指向墓主身份的更多關鍵證據浮出水面，在多個青銅器的銘文上發現楚王名字信息——“楚王酓前”，即楚考烈王熊元（亦有作“完”）。在一號墓東一室還發現了一大銅鼎，其口徑尺寸超過了安徽博物院的“鎮館之寶”楚大鼎（鑄客大鼎），成為迄今出土口徑最大的楚國大鼎。
器以藏禮，除了大銅鼎之外，武王墩一號墓還出土了大量基本完整的禮器組合，其中出土的一套“九鼎八簋八簠”的器用組合被視為當時等級最高的禮容器組合。
2025年1月，安徽省文物局發布消息，武王墩一號墓的田野考古發掘工作全部結束，經綜合分析，確定墓主人身份為戰國時期楚考烈王。
至此，武王墩一號墓的結構和內容已基本清晰，共計出土文物1萬多件（組），除了禮器之外，出土文物還包括了木俑人、漆木器、玉器，以及可能用于占卜的卜甲（龜甲）。此外，在青銅器和漆木器中還發現大量動植物遺存，已鑒定出的動物遺存種類達17種，植物遺存則包括了瓜、果和香料三大類共13種。
科技作支撐 讓物件“保持”生命力
“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考古工作絕非僅僅是“挖寶”，重大考古發現往往更加考驗著考古人的智慧和耐力。
在不使用大型機械的前提下，如何將可以裝滿30多個標準泳池的約7萬方封土移走？
考古隊員們用行動給出了答案，他們用各類鏟子、鋤頭，分探方一點點掘進，像愚公一樣，挖了一年半。
到了“挖填土”階段，進度就更慢了，每一鏟子下落，都有可能觸碰到新的秘密。
“挖掘過程中四周開始出現夯土壘成的臺階，一共21級，一級60厘米左右，一圈臺階就得挖一個禮拜。”武王墩考古隊隊員柴政良說。
“我們采用類似‘CT’的高密度電阻率法來探測土下的情況。”柴政良解釋道，地下介質導電性各不相同，他們收集不同地層的電阻率，從而判斷土下的情況，確保挖掘工作安全有序。
“干千年，濕萬年，不干不濕就半年。”面對剛出土的脆弱文物，如何做好保護成了另一大難題。
“打開槨室后，槨室內充滿水，常年浸泡在水中的文物，處于飽水狀態，出土后亟需保護處理。”武王墩考古項目實驗室負責人張治國自項目之始，便牽頭制定了出土文物現場保護與多學科研究預案。
低氧滅菌室內，發掘出漆木器等文物被安排在一間充滿氮氣的房間，“這里就是出土文物的‘安全屋’，通過模擬原始埋藏環境，避免文物受損。”武王墩考古隊隊員柴政良說。
此外，張治國表示，科技考古手段還應用于墓葬考古測年、墨書紅外識別、人骨DNA研究等工作中。
比如，專家們在對人骨DNA進行分析比對后，推斷墓主為男性，死亡年齡在50歲及以上，在壽春的四任楚王中，唯有楚考烈王死亡時年齡在50歲以上；從線粒體基因組來看，其母系來源可能為古代北方人群，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史料中“楚頃襄王七年（公元前292年），楚頃襄王從秦國迎娶新婦”的記錄。
在多方支持下，現場建成了考古實驗室、文物保護實驗室、標本庫房等在內的近2萬平方米配套場所。宮希成表示，希望通過跨學科、多平臺、多領域專家團隊的共同協作，運用科技手段和新工具，為后續考古研究和文物保護工作的開展提供支撐。
相隔兩千多年 還能“讀”出什么？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站在發掘現場，綿延了2000多年的“風沙”迎面而來，黃土之下，沉睡的文明正緩緩蘇醒。
武王墩考古隊執行領隊方玲表示，考古工作的核心在于保護和傳承，將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遺存發掘出土，將塵封的歷史揭示出來，將對它們的解讀和認識轉化為新的歷史知識。
作為唯一一座經過科學發掘的楚王陵，武王墩一號墓填補了科學發掘的楚系墓葬中頂級墓葬的空白。墓主所生活的時代，又處于強秦建立大一統國家的前夜，對研究秦漢中央集權大一統國家及文化形成，具有重要意義。
認識歷史也離不開考古學。柴政良說，對于楚國八百年歷程，很多細節和故事都藏在歷史的迷霧中，比如關于楚考烈王的記載，只有史書上的只言片語文字，而已出土的文物則提供了許多細節，延伸了歷史軸線，增強了歷史信度，活化了歷史場景。
在發掘過程中，柴政良意外發現，在個別文物的漆面上殘留了當時制作工匠遺留的指紋，“這些指紋就好似凝固的時間膠囊，一經打開，便感到我們在和古人對話。”
宮希成說，需要了解如何從蠻荒走到如今高度發達的文明社會。中華民族骨子里的文化自信就來自這些真實久遠的歷史。綿延千年的文明傳承，絕不止是史書上的記載。
歷史宛在眼前，文明輝光日新。
考古人的責任，就是要把我國文明起源和發展以及對人類的重大貢獻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現出來；考古工作所承載的，是一個既復雜又漫長的系統工程，逐步還原文明從涓涓溪流到江河匯流的發展歷程。
（新華社合肥3月19日電 記者 屈 彥 趙金正 呂巖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