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研討淮河流域楚文化發展演變的學術概念，民國時期著名的秦漢史學者勞榦即曾使用過（勞貞一：《秦漢史》，中國文化服務社1947年版），認為“長沙壽縣等處的遺物所表現”的是“淮楚文化”，與“金村、濬縣、鄭縣等處遺物所表現的周韓魏的中原文化”“臨淄的遺物所表現的齊文化”“易縣李峪遺物所表現的燕趙文化”都不同，而且“淮楚一帶”經過長期的發展，“產生了輕巧而華麗的作風”，特別是“壽春”（即壽縣）從戰國時期以來“已經有不少的發展”，到漢代仍是“很著名”的幾個“都市”之一。勞榦先生雖較早使用了“淮楚文化”一詞來歷史性地表述以“壽春”為中心的淮河流域楚文化的發展情況，但并未對其進行深入具體的學理分析和概念界定，這殊為遺憾。
二十世紀以來，江蘇文化學者在論述和揭示淮河下游淮安市與淮河文化、楚文化的關系時，時有對“淮楚文化”這一概念的使用，主要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側重探討淮河下游的“淮夷”及淮夷文化。如馬超駿《淮楚文化的特質》一文以“活動中心在今淮安市一帶”的被“訛稱為‘徐’或‘楚’”的“以虎為圖騰的部族”為重點考察對象，因而其所言“淮楚文化”實際上是以先秦時期“徐夷”和“徐國”為中心的，某種程度上，可與“淮徐文化”互換（淮安歷史文化研究會編：《淮安歷史文化研究》，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二是側重從淮安地域文化的視角出發，探討“淮安文化”與淮河文化、楚文化的緊密關聯。如胡健在《從“淮安文化”到“文化淮安”》中指出：“認為淮安文化是楚文化”乃是關于“淮安文化”討論的代表性觀點之一，持此種看法者還認為“淮楚”與“同為楚文化的湘楚（湖南）、荊楚（湖北）相區別”，具有“以水為依托，以義為價值，以（楚）歌為情韻”的特點（胡健：《文化淮安斷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又如徐四海認為淮安市“地處吳文化和楚漢文化交融的區域”，顯著的文化特點之一便是“南北交融”、“兼容并蓄的淮楚文化特征”（徐四海編著：《江蘇地域文化》，東南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此外，關于淮安歷史文化的通俗性著作也時有提及“淮楚文化”，如《洪澤縣文化志》（洪澤縣文化志編纂委員會編，方志出版社2012年版）、《中國·文化淮安》（《中國·文化淮安》編委會主編，天津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江蘇文化學者對“淮楚文化”概念的具體運用，既與勞榦先生一樣，存在著概念界定不明的學理局限，也有因“淮安文化”復雜的地域性內涵而產生的爭議性。這表現為：江蘇文化學者一方面認同“淮楚文化”是淮安地域文化的歷史特征之一，另一方面卻又認為無法用“淮楚文化”簡單概括與界定淮安歷史文化的復雜蘊涵。因為，淮安歷史文化雖與淮河文化、楚文化關系密切，但“淮安地處淮河下游”，歷史演進中又深受“運河文化”“漕運文化”“大湖文化”（洪澤湖）的多重影響，故此“還難以歸納出它獨有的文化特征”。以致于非但“淮楚文化”這一概念無法和“淮安文化”相等同，甚而連“淮安文化”這一概念的成立與否，“如果從學理上追究”，也“實在顯得理由不充足了”（胡健：《文化淮安斷想》）。由此可見，江蘇文化學者對“淮楚文化”與“淮安文化”的關系仍需進一步研討厘清，對“淮楚文化”這一概念究竟如何界定與使用也有待于更深入的論述闡明。
與勞榦先生及江蘇文化學者不同，當前安徽淮南文化學者對“淮楚文化”的概念展開了具體深入的學理探討，并探索性給予了明確界定。淮南文化學者著眼于東周秦漢時期楚文化在淮河流域（尤以“壽春”為中心的“淮南”地域）的發展演變情況，提出“淮楚文化”概念的界定具有廣義和狹義的雙重內涵：“就廣義來說，是指先秦秦漢時期淮河流域因受楚國歷史影響而形成的帶有顯著楚風特色的物質文化產物與精神文化成果”，而“在狹義上可用來特定指稱現今淮南地域范圍內所存在的先秦秦漢時期因受楚國歷史影響而形成的帶有顯著楚風特色的物質文化產物與精神文化成果”（高旭：《“淮楚文化”芻議》，《淮河早報》2024年6月27日A2版）。淮南文化學者對“淮楚文化”概念的界定與使用，已初步擺脫了較為泛化的地域文化指稱的局限，開始有針對性地系統研討這一概念的學理依據、內涵、特點、影響及價值等重要問題，并不斷結合楚文化在淮河流域、“淮南”地域的歷史演變情況開展更為充分的討論（高旭：《“淮楚文化”再議》，《淮河早報》2024年7月25日A3版；《三議“淮楚文化”》，《淮河早報》2024年10月29日A2版）。
淮南文化學者對“淮楚文化”概念的反思界定，主要基于“淮南”地域在淮河流域及淮河流域楚文化發展史上的特殊地位與影響。與淮安市地處淮河下游不同，淮南市地處淮河中游，自古以來便是南北要沖、淮西咽喉。古代“淮南”地域的都會之地“壽春”，更是曾為晚楚“郢”城十八年、西漢淮南國都七十四年，是淮河流域最為重要的楚文化集聚地、傳播地與遺存地。在楚史專家張正明先生所論楚文化的五期（濫觴期、茁長期、鼎盛期、滯緩期和轉化期）發展中，后兩期與“淮南”地域關系甚大。某種意義上，“淮南”地域可說是楚文化歷史命運的最后歸宿之地。現今淮安市所在地域盡管也是淮河流域要地，但其在東周秦漢時期的歷史地位遠不及“淮南”地域。淮安市的前身“淮陰縣”建縣時間為公元前223年（秦王政二十四年），不論是建城史，還是在淮河流域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地位，都遜色于“壽春”。而且，現今淮安市所在地域在先秦時期納入楚國版圖之前長期為“徐夷”活動的區域，受“徐夷”文化影響頗深。徐夷所建“徐國”是淮夷中最大的諸侯國，公元前512年被吳王闔閭所滅。隨著吳、越之地后盡歸于楚國，徐國故地方才徹底成為楚國的一部分。因此，現今淮安市所在地域并非是淮河流域楚文化發展的核心區域，而只是受到楚文化較深影響的區域（主要在楚、徐兩國相爭時期以及徐國故地歸楚之后）。歷史來看，廣義上的“淮楚文化”當然包括現今淮安地域，但狹義上的“淮楚文化”則“淮南”地域更有代表性。“淮南”地域所擁有的一座楚“郢”城、兩座楚王墓的厚重楚文化歷史遺產，尤能證明此點。
比較現今淮安地域同“淮南”地域在淮河流域及淮河流域楚文化發展史上的差異之處，絕非是為爭搶“淮楚文化”概念的所謂“歸屬權”，而僅僅是為了揭示出這一概念研討過程中存在的復雜性。通過對現今淮安地域、“淮南”地域的參照把握，能進一步深化我們對淮河流域楚文化的認識，也能為更準確地界定“淮楚文化”概念提供有益的幫助。毋庸置疑，現今淮安地域和“淮南”地域都是廣義上“淮楚文化”的重要構成，在淮河流域楚文化發展史上也均有各自的特殊價值及影響。
“淮楚文化”概念的研討，對淮南文化學者而言，起步要晚于江蘇文化學者，但對這一概念更加科學準確的界定與闡釋，卻需要包括淮南文化學者、江蘇文化學者在內的所有楚文化的研究者們共同努力。“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界定與闡釋，從根本上看，反映出淮河流域在楚國演變史、楚文化發展史上所具有的不同于長江流域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將這一概念的研討作為重要“契機”，不僅能深化當前的楚國史、楚文化研究，而且或能從新的學理視角出發，嘗試開拓“楚學”研究的又一具有廣闊空間的新領域。
何為“淮楚文化”？這是一個充滿學術興味的問題，也必將是一個常思常新的議題……
(高 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