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中共小甸集特支成立100周年專稿之七
方運熾，又名方英，曾化名高中林（高鐘靈），1906年出生于壽縣瓦埠鄉王郢村。幼年在鄉隨塾師聽讀，跟隨曾參加辛亥革命、具有民主主義思想的張樹侯先生。稍長入瓦埠小學就讀。在蕪湖、上海求學期間，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加之惲代英等革命家的引導，開始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
青春熱血，追求光明立志報國
1919年初，方運熾與志同道合的曹廣化等結伴到蕪湖求學，考入安徽公立職業學校。“五四”運動期間，他積極聯絡各校學生舉行集會，游行示威，抵制、焚毀日貨，以實際行動聲援北京學生反帝愛國運動。同時，還廣泛結交進步師生，如饑似渴地學習、閱讀進步書刊，不斷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影響。1922年，他與薛卓漢等人在蕪湖創辦了“愛社”，進行革命宣傳活動，研究中國社會現實問題。1922年春，方運熾與曹蘊真、曹淵、薛卓漢、徐夢周、陶淮、李坦等數十位壽縣籍學子先后來到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學習革命理論。學習之余，他們積極參與組織、管理平民學校，宣傳革命，發動群眾，組織工會，培養革命骨干。1923年5月，方運熾又和薛卓漢、曹蘊真、曹淵等人，在蕪湖第二甲種農業學校發起并組織了“馬克思主義學術研究會”，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培養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同年冬，直屬中央的中國共產黨小甸集特別支部成立，方運熾經曹蘊真、薛卓漢介紹入黨。1924年9月，經薛卓漢介紹到壽縣瓦埠小學教書，以教書作為掩護，深入農村調查研究，通過組織學生會、群眾集會等形式，宣傳黨的主張，發展組織，培養積極分子。是年，中共瓦埠小學支部成立，方運熾任書記，直屬中共中央領導，下轄李山廟、吳山廟、窯口集、小甸集、宋竹灘、上奠寺6個黨小組。至年底，支部擁有黨員人數接近當時安徽省全省黨員的一半。
赴蘇留學，肩負重任轉戰江淮
1926年冬，方運熾由黨中央派往蘇聯莫斯科，入中山大學學習。1929年，方運熾以第三國際東方特派員的身份回國，并改名方英。當時，大革命已經失敗，全國籠罩在一片腥風血雨中。肩負著重任的方英，開始了轉戰江淮之間的艱難歲月。1929年8月5日，方英以中央巡視員的身份，在六安、霍山兩縣交界的豪豬嶺主持召開了六安、霍山、霍邱、壽縣、英山、合肥6縣黨的聯席會議,集中討論武裝起義問題。9月,中央第三高級訓練班開學,方英任教務主任,并由中央指定擔任該班黨支部書記。11月，他任中央巡視員到安徽視察和指導工作，親自參加并領導了六安獨山農民起義。1929年底，方英回到中央，被分配到中央秘書處外交科工作，保證中央同地方的聯系。方英在工作中勇于負責，善于引導，得到了組織上的充分肯定，不久便接任了外交科主任職務。
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方英表現出高度的黨性原則和組織紀律。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召開，2月后，王明進入中央政治局。方英憑著在蘇留學時對王明的了解，認為王明是一個沒有任何實際革命經驗而喜歡夸夸其談的人，不適合擔任中央領導的重任，他把自己的看法通過組織反映給中央。
巡視皖北，創建皖西北根據地
1931年3月，中共安徽省委成立，此時化名高中林的方英，被推選為省委書記（未到職）。3月10日，方英被中共中央指定為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員、宣傳部長。
1931年3月27日，方英以中央巡視員身份到安徽視察指導工作，巡視皖北時，根據當時的革命形勢和斗爭需要，在壽(縣)、鳳(臺)、阜(陽)縣委聯席會議上,決定建立皖北中心縣委，管轄壽縣、鳳臺、阜陽、潁上、太和、霍邱、固始、新蔡、息縣等9縣工作，屬鄂豫皖邊區特委領導，并作出了發動瓦埠暴動的決定。由于客觀上敵我力量懸殊、主觀上缺乏斗爭經驗，加上少數不純分子向敵人泄密，瓦埠暴動最后失敗了。但瓦埠暴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安徽省第一次農民起義，震動江淮，聲援了鄂豫皖蘇區紅軍的第二次反“圍剿”斗爭，在安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1931年4月，中央皖西分特委在金家寨召開第三次擴大會議，成立皖西北特委。方英以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員兼任特委書記，領導六安、霍山、英山、霍邱、固始、赤城等縣工作。為搞好皖西北根據地宣傳工作，特委成立了黨報委員會，由方英、薛英、戴季倫、張建之、秋風(即汪承新)5人組成，方英親自擔任編輯委員。特委在工作計劃中強調：“黨報的內容必須有很正確的指導性和最大限度的通俗化群眾化，使它能真正深入到群眾中去。每支部要組織讀報小組，每個黨員，每個革命群眾要真正了解黨報內容，使真正有黨報的領導作用。”特委創辦了《火花》《紅旗》兩種機關報。另外特委還編印了《告國民黨士兵書》《告紅槍會群眾書》《反包圍會剿告群眾書》等十多種宣傳品，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及各種淺顯的文學形式向廣大農民宣傳革命道理，啟發和提高其思想覺悟。
為了加強對白區的宣傳，在敵軍嚴密封鎖的情況下,特委還利用皖西河流較多的地理優勢，發動群眾把許多寫有各種標語、歌謠或漫畫的小木牌放到河里,隨水漂到白區。此外，在政權建設、土地改革，群眾組織和地方武裝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績。黨員由原來的200多人增加到5000多人，黨在群眾中的政治影響迅速擴大。
英年早逝，鑄垂青史永遠流芳
1932年6月，蔣介石對鄂豫皖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圍剿”，時任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的張國燾拒絕正確的作戰方針，全面推行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和各項政策，擅自撤離鄂豫皖根據地，率紅四方面軍西進川陜，在黨政軍內排除異己，大權獨攬，捏造“第三黨”“AB團”“改組派”等罪名，迫害、殺害了一大批優秀共產黨員和紅軍將領。
方英在斗爭實踐中逐漸認識到張國燾的錯誤言行，并清楚地看到“左”傾錯誤給革命事業帶來的危害，對張國燾的錯誤行徑極其反感和憤慨。他在一份報告中說:“肅反決不是殺害的問題，而是要嚴密自己的組織，加強自己的工作，擴大政治影響來肅反。僅憑個人懷疑就馬上逮捕是不正確的，一方面幫助了反動派，一方面使群眾不安。”
方英的言行引起張國燾的嫉恨。張國燾指責方英“肅反不力”，強加給方英“改組派”的罪名，使他蒙受不白之冤。在西進川途中，方英受到張國燾一伙的打擊折磨，背負著沉重的糧袋，翻山越嶺，長途跋涉。由于長期艱苦斗爭，操勞過度，身心交瘁，加之身體瘦弱，又患上瘧疾，不幸病卒于途中，年僅26歲。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熱土一抔魂”。方英短暫的一生，無限忠誠于黨，忠誠于人民，忠誠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為中華民族解放事業立下了不朽的功勛，高度詮釋了優秀共產黨人的堅定信念、一心為民的崇高境界和精神追求，祖國不會忘記，人民不會忘記。1950年4月5日，方英被皖北人民行政公署追認為革命烈士。(通訊員 閆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