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或稱古驛路，當代人很少提及甚至很多人不知曉。但在過去甚至千百年前卻是百姓或官方的交通要道。飽經滄桑，承載著厚重的歷史文化，蘊藏著一個個鮮為人知的故事、傳說，還有官方的信息往來、軍情民意的傳達、商旅經濟的交易等等，紛繁復雜、又多姿多彩。
淮南境內現存的“鄂君啟節”古驛道的歷史可追溯到春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有文字記載的最早古驛道，比公元前209年興建的“秦直道”早，更比公元前321年修建的著名公路古羅馬亞平大道還要早11年。“鄂君啟節大道”北起阜陽，經潁上進入淮南鳳臺，渡淮河過壽唐關、壽縣靖淮外向南經大孤堆、義井到合肥，終點是安徽桐城北(居巢)。“鄂君啟節”古驛道入淮南后與現壽鳳公路和壽廬公路部分重疊，猶如是陳列在淮南廣闊大地上見證歷史文化遺產的“活化石”。
記載“鄂君啟節古驛道”的是春秋時期實物史料《鄂君啟節》。《鄂君啟節》是1957年在壽縣東淝河西岸的東津鄉丘家花園挖掘出土，三枚車節二枚舟節，形制為仿竹節剖析而成的弧面青銅鑄件。其中每枚舟節上有錯金文164字，每枚車節上有錯金文字154字。“鄂君啟節”是楚懷王6年(公元前323年)封其弟啟為鄂君同時，賜給他的水陸運輸商品貨物免稅通關符節。舟節用于水路，車節用于陸路。作為鑄制時間大體與屈原同時代的珍貴歷史文物，在當時不僅是鄂君啟個人獨有的水陸兩路運輸貨物的免稅通關憑證，而且是研究楚國稅制、水陸交通和經濟貿易等的珍貴史料。
據專家對《鄂君啟節》的考證：鄂君啟節是我國交通史上最早的免稅通關憑證，鄂君啟從事商貿活動各關卡免稅通行。銘文記載雖極簡略但嚴格規定了車船數目、行程路線、往返時間和禁運貨物等。其中車節明確規定車輛通行限50輛，往返時限和禁運銅、皮革等物資。再從交通線路梳理地望考證，范圍涉及河南南部和安徽、湖北的鄂、方城、繁陽、下蔡、居巢、郢等九個城邑。即從鄂地出發取水道至今南陽盆地后舍舟乘車取道“夏路”至陽丘(今河南方城)出伏牛山隘口，東南抵象禾(今河南沁陽)東行至鬲焚(今河南遂平)東至繁陽(今河南新蔡)東行至高丘(今安徽阜陽北)東行至下蔡(今天安徽鳳臺)，渡淮河過壽縣城外至居巢(今安徽桐城南)。
春秋之世，楚國從局促于丹陽一隅的“蠻夷”之邦，通過南征北戰先后兼并五十國變成“地方五千里”的大國，參戰人員達百萬、車輛千乘其規模之巨、耗費人力、物力之甚，沒有發達的水陸交通條件難以完成。周莊公十三年(公元前684年)楚國伐蔡滅息，開啟了進軍江淮的步伐，這是中國古代歷史重大事件。從楚郢(今湖北紀城)進入安徽江淮，固然可以取道漢水、直轅(今武勝關)，但路途遙遠還要翻越大別山行路艱險，不便大部隊遠征。遠不如師出方城塞，傍潁水沿鄂君啟節古驛路來得方便快捷。從這點上看，“鄂君啟古驛道”對楚國強勢崛起，東進江淮，結束江淮地區小國城邦紛爭割據局面，重視陂堰水利設施改善江淮地區農業生產、水陸交通運輸條件，促進了壽春等一些商貿城市的興起。戰國晚期，迫于秦的軍事壓力，遷都壽春“命曰郢”；尤其推動荊楚文化與當地淮蔡土著文化深度融合，最終形成具有鮮明地域性特點的淮南楚文化，淮南也成為當時中國東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無疑發揮了至關重要作用。
水陸交通發展是與爭霸戰爭、區域中央集權形成、經濟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鄂君啟節”古驛道是楚國新建抑或是前朝“夏路”的延拓，到目前并無史料新發現或已經無從考證。但已經不甚重要，正如魯迅先生《故鄉》中所言：“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道路交通總是伴隨人類活動而產生，是歷史文明的象征和科學進步的標志。如今漫步古驛道，走在先人修筑的大路上撫今追古，不斷提升和深化對古驛道文化價值的認識，充分利用豐富、多元的古驛道文化資源與當地生態文化旅游資源有機結合起來，讓古驛道真正成為鄉村振興的又一新路，才是我們更應該關注的。(程俠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