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前，我是國民黨中央廣播電臺發射臺的技術員，領導人是鐘期志工程師，我作為他的助手，從事發射機的安裝調試和值班維修工作，兼管備用器材。當時鐘期志同志在中調部(中共中央社會調查部)南京黨組織成員孫祥林同志的領導下，正在敵人的心臟——中央廣播電臺進行地下活動，提供各種情報，并聯絡我一同工作。主要任務是研究如何保護電臺設備，免遭敵人破壞，等待時機迎接解放。
1949年春節前夕，電臺部分撤退時，鐘即與我研究應變措施，并介紹我和孫祥林同志見面，布置工作任務。然后我留南京，他奉命去上海電臺活動。
根據鐘的布置，我做了下述工作：一、策動部分職工留守南京，不再追隨蔣幫逃亡臺灣；二、策劃了保護器材倉庫的斗爭，留下了一批貴重的廣播器材；三、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的混亂中保護了電臺設備，堅持每天三次播音從未中斷；四、隨時監聽北平新華電臺動態，在收到北平廣播的中央指示后，準時開機和北平新華電臺廣播通話。就這樣，使敵人最重要的宣傳工具，一夜之間轉變為黨的喉舌，使黨的方針政策，在最短時間內傳遍祖國大部分地區，從長城內外到大江南北，都聽到大軍渡江的喜訊。現將這段經歷做一回顧。
一 幻想的破滅
我是抗戰勝利之初到發射臺工作的。當時舉國歡騰，一片喜慶景象，大家都希望8年戰亂之后，有個和平建設的局面，使人民安居樂業，國家早日走上富強昌盛之路。不久這種幻想破滅了，淪陷區南京人民滿腔熱情地歡迎過的大后方來的“親人”，轉眼之間變成了“劫收”大員，瘋狂地掠奪人民的財富。下飛機時還是衣衫襤褸的窮酸相，搖身一變都成了西裝革履的闊佬，到處是五顏六色的舞廳餐館，濃妝艷抹的歌妓舞女，貪官污吏，比比皆是，國民黨變成了“刮民黨”。這些人過著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自以為不可一世。我看到了國民黨的黑暗腐敗，從內心感到厭惡。接著內戰爆發，工潮、學潮不斷發生，特務橫行，肆意鎮壓，物價暴漲，民怨沸騰，更認識到反動統治已失去人心。
由于對國民黨的不滿，思念共產黨之心油然而生。當時正傳抄毛主席的詩詞《沁園春·雪》，對知識界影響很大，毛主席的雄才大略，被推崇為古今獨步，我也深為敬佩。從此，我思想上傾向進步，開始找些進步期刊閱讀，同時也在收音機中尋找解放區的廣播。開始只能聽到延安陜北電臺的短波廣播，到了1948年，邯鄲、華東等電臺先后出現，我從廣播中逐漸了解了解放區的真實情況和黨的方針政策，并不斷地受到解放戰爭勝利消息的鼓舞，特別對黨的艱苦樸素、不謀私利、為民族解放勇于獻身的精神，極為感佩。我認識到國家民族的希望，只有建立在共產黨的勝利上。
二 尋求黨的領導
當時我在鐘期志同志領導下工作，朝夕相見，他所交代的工作，我都盡力去完成，關系逐漸密切。兩人在交談中，對時局的看法多有相同之處，時間長了，更增加了信任。從他的言談表情中，可以明顯看出思想傾向進步，當時我估計他屬于進步人士，也可能是地下黨，我從內心尊敬他，我問過他是不是共產黨員，他不加可否，只講他了解一些共產黨的情況。當時在白色恐怖統治下，不便多問，彼此心照。
此后，他對我倍加信任，把短波發射機的資料、備件、儀表等交給我保管，并在機房的西南角設立了一間保管室。接著，他搞來了一部美國進口的SX-42型高級接收機，我們就在這個角落里收聽解放區的廣播，他向我講述了共產黨代表勞動人民的利益，國民黨的黑暗統治已經為時不長了等道理。保管室只有我們兩人有鑰匙，別人進不去。戴上耳機聽，外邊無人知曉，比較安全。他工作較忙，也為避嫌，并不常來，就叫我把聽到的消息轉告他，重要的新聞，摘記下來交給他看。他能看到英文版的《密勒氏評論》報，這個外國人辦的小報，能夠比較客觀地報道解放戰爭的真實情況，還有一些評論。他也把這方面的新聞告訴我。兩人之間建立了密切的關系。當時我就想到，他可能代表組織在考察我。
三 接受緊急任務
解放戰爭的勝利，出乎意料的迅速，到了1948年下半年，濟南、徐州相繼解放。我們都非常激動，認為大軍過江已指日可待了。這時國民黨當局驚慌失措，決定將電臺的設備拆遷臺灣。電臺的員工中不少人和國民黨關系密切，對共產黨存在著嚴重的恐懼心理，一時人心惶惶，陷于一片混亂之中。
1949年元旦，我從北平新華電臺廣播中，收到了新華社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隨即摘抄下來交給鐘期志看。我們都異常興奮，確信國民黨的全面崩潰，已經近在眼前了。這時國民黨電臺正迫不及待地忙著拆卸機器，在這一緊急時刻，鐘向我介紹了許多內部情況，布置了緊急任務，研究了應變的措施。
他說，電臺的大型發射機已決定分運臺灣、廣州，三部中功率發射機仍留南京，維持播音，員工凡愿意走的都走。我們必須在撤退前做好爭取工作，這些設備今后將在宣傳上發揮重大作用，并要我帶頭留守，做個榜樣。
又說，廣播管理局在江東門的兩個大倉庫里，都是進口的貴重無線電器材、設備，讓他們運走了太可惜，要盡可能設法保留下來。
還說，電臺的頭子強迫他去臺灣安裝發射機，這個任務他已推給張樹暢工程師。他堅決不去臺灣，也不可能留在南京，另有任務去上海，今后要我見機行事。
最后他說，臨解放時一定要把機器保護好，免于破壞。他已寫了一份有關電臺的材料，存孫祥林處，供今后聯系之用。并叮囑我在他走后要團結職工，把這些任務擔當起來。
臨行前，他又介紹我認識了他的“親戚”孫祥林同志，說他是進步人士。叮囑我在他走后要和孫祥林同志加強聯系，隨時匯報電臺的情況。春節前兩天他匆匆走了。當時我認為這是組織對我的信任和考驗，我當盡力去完成。
四 團結依靠工人力量
在電臺撤退的驚慌不安中，我首先考慮的是要說服幾個人留下來，否則我一個人赤手空拳，將無所作為。我分析職工中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中上層的工程技術人員和某些與國民黨上層有親屬關系者，恐懼心理十分嚴重，他們是不可能留下的。另一種情況還有幾位技術工人，他們都不是靠關系，而是靠技術專長、靠勞動吃飯的。這些人和我情況相近，平時接觸較多，相互了解，他們的顧慮較少，可以爭取。于是，我先后找到天線工李本泉，機修工李根海，電纜工李青山，值班員軒轅正、田新，木工熊林寶6人，進行了多次交談，反復宣傳：“今后不管誰來，電臺都是要辦的，只要把機器保護好，不愁沒有飯吃。”這些人中，只有李本泉態度明朗，表示堅決不走。我感到他立場堅定，可以信賴，能夠起到骨干的作用。其余的人均顧慮重重，舉棋不定。由于我當時比較活躍，他們就討論說我是共產黨，也有人表示愿意跟我干，信任之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也向他們表示同甘苦、共患難，終于把他們穩住了。
考慮到發射臺地處南京東江門郊外，很不安全，只留下我們幾個人，擔驚受怕，后來在城內碑亭巷聯系了一處空房，家屬小孩都送到城里去，使大家能安心工作。
五 保護倉庫器材的斗爭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戰役勝利結束。國民黨當局像驚弓之鳥，南京城一日數驚，傳說共產黨已打到長江北岸。眼看大勢已去，國民黨中央電臺急急忙忙布置撤退，他們搞來一條運輸艦停在下關碼頭，雇來汽車隊，搶運機器、人員。頭一天運走了三部大型發射機，接著運送職工家屬和家具行李。汽車一到，就爭先恐后，一哄而上，像逃難一樣狼狽，當天的情況十分混亂。
第二天才輪到搶運兩個大倉庫的器材、設備。為了保護這批貴重財產，事前我和李本泉進行了策劃。我考慮當時處于白色恐怖之下，電臺還住有一個班的警衛憲兵，力量懸殊，不能公開抗拒，就想到利用群眾對經濟利益的關心，提出發3個月生活費的要求以拖延時間。我一方面在留守職工中說：“他們走了，我們今后還不知會遇到多大危險，至少先發3個月生活費，使生活有些保障。”另一方面，又考慮到我們只有六七個人，力量單薄，又去鼓動一批電臺雇用的臨時工，要他們也去鬧發“遣散費”。由于關系到個人的切身利益，大家都很積極，兩方面一聯合，力量就大了。群眾已經發動起來，接著我和李本泉商量后，就把發射臺的大門和倉庫都用大鐵鎖鎖上，將鑰匙藏起來，把準備搶運器材的十多輛卡車擋在院子外面，倉庫門便無法打開。然后公開聲明：不發3個月生活費就拒絕搬運。
當時電臺的頭子張維和態度兇惡，揚言有壞人煽動鬧事，要進行鎮壓。還說萬一共產黨過江，機器都要炸掉。我考慮如派代表進行談判，有被抓走的危險，不能冒這個風險，就鼓動工人一起站出來，做面對面的斗爭，單純表現為自發的經濟要求，不達目的，決不罷休。大家都站在機房大門口，有20余人，七嘴八舌和電臺來人進行說理斗爭。主要訴說生活的困難，并說外單位都是發3個月工資，有例可援等等。李本泉在現場暗中指揮，討價還價，軟磨硬拖，起了重要的作用。鬧了一天，堅持到天黑，后來由一位女會計把應發工資送來，斗爭取得初步勝利，達到了拖延時間的目的。
說來巧合，當夜正是農歷除夕前夜，各處爆竹之聲不絕，人們竟誤認為解放軍已經打到長江北岸，聽到的都是槍聲。有的傳說更為離奇，說解放軍已經封鎖江陰要塞，長江中的兵艦都要甕中捉鱉了！真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嚇得準備運器材的敵艦連夜逃走，使倉庫的器材得以完整地保留下來。
后來在南京剛解放不久，敵人不甘心電臺及器材設備一夜之間落入共產黨手中，在一次瘋狂的轟炸中，向電臺投下了7枚重型炸彈，幸運的是，這些炸彈像長了眼睛一樣，全部落在天線、機房和倉庫前后的空地上，一條線炸成7個大坑，而電臺的設備和器材卻完好無損。為了避免再遭破壞，這批器材不久即專車送往北平。
六 在混亂中保護電臺
1949年春天，國共和談時期，南京在大恐慌之后一度平靜。當時王為芬工程師也留下未走，由他總負責，我帶幾個人照常值班。其間兩次去孫祥林同志處聯系，匯報電臺的情況。1949年4月21日夜，渡江戰役開始了，發射臺對面的江浦縣槍炮聲大作，天亮前平息了，顯然江浦縣城已經解放。當時還看到東南方向有幾處大火，不斷傳來爆炸聲，聽說敵人在破壞飛機場，焚燒汽油庫。
4月22日早晨，發現警衛電臺的憲兵已不知去向。李本泉上鐵塔瞭望，見長江中有幾艘敵艦，一面倉皇東逃，一面向江北開炮，顯然解放軍已經打到長江岸邊。打電話到控制室詢問，對方說國民黨的頭子都跑光了，已無新聞可播。我考慮，解放區的領導一定會密切注視著南京電臺的動向，在這一關鍵時刻，廣播不能中斷。就和他們研究，一天三次播音時間，照常開機，全部播放音樂及戲曲唱片，使解放區領導放心，南京電臺的設備仍在照常運行。這時我們收聽北平電臺的廣播，得知解放大軍的百萬雄師已經渡過長江，正在追殲逃敵。我們一直監聽著北平臺的廣播，希望有所指示。
這一天是在混亂中度過的，城內敵人已經跑光，解放軍尚未過江，南京處于“真空”狀態。有些來歷不明的人，手持棍棒，趁火打劫，揚言要搜電臺，要對外廣播，均被一一勸阻。打電話到控制室，那邊也有這類情況，有人甚至要接管電臺，也都被他們擋住了。情況混亂至極，我們擔心有人會破壞電臺，急切盼望解放軍趕快進駐。為了保護電臺的設備，大家集合起來，晝夜值班，沒有離開機房。這天中午來了兩位身著便衣的人，自稱地下黨，通知我們保護好機器。我們回答，請放心，這里一切都正常。他們也沒有多講什么就朝北河口自來水廠方向走了。
七 不尋常的廣播通話
4月23日，南京城仍然處于混亂之中，聽說解放軍的先頭部隊正在過江。我們在監聽北平新華電臺廣播時，突然聽到北平呼叫南京臺，要在明天上午和南京臺廣播通話。我們終于盼到了黨的指示，大家都非常激動，恨不得當時就開機聯系。我立刻打電話到控制室，叫他們也注意收聽，并做好明天和北平通話的準備。
由于發射臺地處偏僻的郊外，員工很少，不時受到外界的騷擾，安全沒有保障，我們便多次催促控制室盡快和解放軍聯系，速派部隊保護。他們好不容易找到兩部汽車，于當晚接來兩車解放軍，受到大家的熱烈歡迎。經過兩天的混亂之后，我的任務總算完成了。
4月24日上午，北平新華電臺的齊越同志和南京臺播音員蔡驤在廣播里通話。蔡驤報告了南京的情況，并遵照指示，保護好機器設備，等待接管。從此南京臺以嶄新的面貌出現，用“南京廣播電臺”的新名稱，轉播北平新華電臺的節目，并反復播送解放軍的《約法八章》。就這樣，敵人當時最重要的宣傳工具，一舉變成了黨的喉舌，不斷把勝利的消息迅速傳遍大江南北。
八 歷史的誤會
解放軍進駐電臺后的第二天，孫祥林同志找我，把鐘期志同志離開南京前留下的那份材料《南京地區敵偽電臺情況》給我看了。這份材料包括了國民黨中央廣播電臺的機器設備和人員情況，講得比較全面。此外，還有他搜集到的其他電臺，如軍中電臺和民間商業電臺的情況。孫祥林同志說，這份材料將上交南京市軍管會，作為接管工作的參考。在這個報告里，肯定了我思想進步、可以信賴等。
又過了兩、三天，我收到孫祥林同志以“民聯”名義寫來的信，約我到某處去開會。接信后我感到驚異，怎么成了民主黨派？這時華東新華電臺已派來路星元臺長接管電臺。為了尊重剛來的新臺長，我把這封信當面交給路星元看了，想找他談談過去的情況。未曾料到，他不問來龍去脈，表現很厭煩，冷冷地說：“我不知道這是個什么組織，去不去我不管，一切由你自己負責。”我被潑了一頭冷水，立即懷疑起來，孫祥林同志領導的地下黨和電臺的黨組織可能并無聯系，也許“民聯”是個民主黨派，我過去既未問清楚，現在自己也不是共產黨員，思想上又恥于“表功”，就不想再詢問了。反正已經解放，我問心無愧。心想既然有了共產黨的直接領導，參加“民聯”就成多余的了，當時沒有去開會，以后也沒有再聯系。
又過了幾天，北京派來了李強同志，從北京出發南下接管。他一直關心南京電臺的動向。當他視察發射臺時，看到機器完好，工作正常，當即表示慰問，勉勵大家繼續做好工作，并派了柏培思同志擔任指導員。一年后我調到合肥皖北人民廣播電臺(安徽人民廣播電臺的前身)，從此和孫、鐘兩同志失去聯系。在以后的歲月中，我很少提及此事。情況就這樣過去了。
直到34年之后的1983年，我才輾轉得知孫祥林和鐘期志兩位老領導的情況。當久別重逢時，大家都很激動，對于長期的失散，深感遺憾。孫老說，新中國成立后他把所聯系的同志們的名單，交給了南京市委統戰部，他就隨軍去西南了。并證實了孫老當年是中調部南京黨組織的成員，利用“民聯”的名義，開展地下工作。我有幸在他的領導下，在歷史發展的偉大轉折中，選擇了一條正確的道路，為人民做了一點有益的工作。(特約撰稿 譚寶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