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對于大多數淮南人來說，高皇是那座位于淮河北岸，散發著鄉土氣韻的集鎮，現在隸屬于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區。早年因高皇古寺香火旺盛，名噪周邊，人們便于此處依廟落戶開市，一時間商賈云集，成為方圓左右群眾爭相定居的首選之地。近現代以來，這里出了眾多的革命歷史人物，其中，有一個被載入史冊的中共早期地方黨史人物——高皇寺后集村的程錫簡。
2020年12月中旬的一天，天氣晴朗，氣溫已是零下5度，我們在程錫簡烈士后人陪伴下找到程錫簡的長子程繼鼐。我們見到老人時，他正坐在兒孫們重新翻蓋的四合院中悠閑地曬著太陽。寒暄幾句后，我們的話題又聚焦在程錫簡身上。程繼鼐說，自己出生在1925年，父親程錫簡遠走時，弟弟繼友尚未出生，年紀尚幼的他，由母親鄭氏一手拉扯大，只讀過幾年高小便輟學在家務農。96歲的程繼鼐身板硬朗，耳聰目明。由于那時年紀尚小，父親程錫簡經常早出晚歸，聚少離多，所以他對父親的印象有些模糊。只記得新中國成立后，政府頒發給家里的一塊“光榮人家”牌匾，釘在大門門頭上方，但1954年洪水淹了高皇，沖毀屋子后，便再也尋不到。當我將程錫簡烈士的畫像出示給老人看時，他高興地一個勁地說，“像！像！”。
現年78歲的程隆嵩，淮南市潘集區政協原副主席，曾長期從事地方文史工作。新中國成立后，程隆嵩曾多次采訪過程錫簡夫人鄭氏、遺腹子程際（繼）友及其夫人盧鳳珍、程錫簡的二嫂王氏等親屬。上世紀末，程隆嵩又多次召開過知情人參與的史料征集座談會，實錄了不少有關程錫簡的史實資料。
談到程錫簡，程隆嵩用不緊不慢的語調說到：高皇寺北側有俗稱“后集”的后興集，程錫簡的祖父程賡華住在集西的桃園莊子，其四子體維，娶妻劉氏，生女適廖；續娶劉氏，生子錫芬、錫訪、錫簡、錫典，生女適丁。程體維病逝后，年僅21歲的長子錫芬撐起家庭重擔，與已嫁到淮河南岸廖家灣廖家的同父異母姐姐，來往甚密。年僅8歲的程錫簡經常隨哥嫂到廖家灣姐姐家串門走親戚，在那里同廖運澤、廖運周等人熟識。住在淮河兩岸的程氏、廖氏多年相互做親，所以程廖兩氏走親戚較多，包括后來發展壯大黨員和投奔黃埔軍校、新四軍、八路軍等革命隊伍，也是最先由親戚帶動的。程錫簡二嫂告訴過程隆嵩：作為其三弟的錫簡，又名西儉，字竹軒，號闊庭，小其長兄13歲，生于清德宗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四月初十日。幼入家塾，由程錫芬精心授讀。程錫簡天資聰明，悟性極強，不滿12歲就已諳通“四書五經”，遂與10余名同鄉轉讀壽縣公學。
為了搞清程錫簡短暫的人生軌跡，我從黨史和一些史志記載中，大致梳理出一條脈絡：1922年，為尋求真理奔赴上海，考入上海大學；1923年，由瞿秋白、薛卓漢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受黨指派，回鄉發動群眾，發展黨員，創設黨小組，成立高皇地區第一個黨支部，后赴廣州考入黃埔軍校第三期，編入騎兵隊，與戴安瀾、方先覺、王耀武等同期；1927年，與廖運澤、廖運周等一道參加南昌起義；1928年，受黨指派，參加柏文蔚在壽縣創辦的學兵團，并任33軍第1師袁家聲（子金）師長在正陽關創設的學兵連副連長（一說為區隊長）兼連黨支部書記，發展掌握黨領導的武裝力量……短暫的一生，程錫簡將他紅色的足跡留在了高皇——壽縣——上海——廣州——海南——南昌——鳳臺——正陽關——霍邱——大別山等地……
二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作為熱血青年的程錫簡約集同鄉和部分愛國學生積極響應，學校的操場，街口的講臺，常見他振臂高呼的身影。這一年農歷七月，程錫簡聞知母親抱病，盼兒速歸，他眼淚濕濕地回告送信人：“請轉告家母，為了民族的大業，恕兒忠孝不能兩全。”七月初四，傳來母親病逝噩耗，程錫簡匆匆返家料理喪事。待喪事辦畢，又返校苦讀。程錫簡的二嫂回憶當年程錫簡離家赴上海求學的細節時講到：1921年冬，18歲的程錫簡從壽縣公學畢業、當他聽說中國共產黨已在上海成立，夜不能寐，決心去上海尋求真理。但此時二哥錫訪忽染重疾，數月不愈，程錫簡放心不下，便耽擱些時日。不料五月初七，錫訪竟英年早逝，為慰藉二嫂，程錫簡同長兄協商，將長兄錫芬剛滿2周的次子程際（繼）照過繼王氏為嗣。待二哥入土為安，錫簡告別兄嫂啟程。
到上海后，程錫簡按薛卓漢介紹報考了上海大學。在校園里，他與壽鳳籍的同學相處甚厚，尤其是與同鄉同學黃天伯、壽縣的薛卓漢結為莫逆之交。上大的校園里，先進思潮涌動，愛國學生運動如火如荼。程錫簡參加由薛卓漢發起的學生聯合會，同吳霆、吳震、黃天伯等積極聲援香港海員大罷工、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和京漢鐵路總工會在鄭州發起的“二·七”大罷工。如果說上海大學是程錫簡革命人生的啟程之地，那么，1923年春末夏初時節，則是他在人生重要關口邁出的關鍵一步。程隆嵩告訴我，當年采訪程錫簡家人時了解到程錫簡與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熟識的過程。程錫簡酷愛讀書，在上海經常光顧一個小書店，那是瞿秋白等中共領導人為方便工作而設立的掩護門面，其實就是一個常用的秘密聯絡點。程錫簡與書店的一個員工是朋友，他就是通過這個朋友熟識了時在大學教授俄文的瞿秋白，最終由其介紹入黨。《鳳臺革命史》中記錄：“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的1922年，（今潘集）區內在外就讀的部分青年學生和在當地任教的進步人士就在沿淮的高皇、汪廟等地宣傳革命，發動群眾開展反帝、反封建、反剝削、反壓迫的斗爭。1923年至1924年，（潘集）區內就讀上海大學社會系的祁集黃家崗人黃天伯、高皇寺后集人程錫簡(又名程西儉)和壽縣籍的薛卓漢(壽縣窯口集人)、胡萍舟(又名胡允恭)、胡克波、方運熾(又名方英，化名高中林)、陶淮(又名仁愛，字南表)及鳳臺籍的吳云、吳震、桂超等，在大學社會系主任瞿秋白、教務主任鄧中夏及教師惲代英、蔡和森、張太雷等熏陶下，先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三
歷史規律無數次地證明，任何新生力量的發展壯大，都是在時代的大背景下，獲得民眾內心的普遍認同和擁護后，才得以呈現出它的勃勃生機。此時的革命形勢發展迅速，社會各階層的革命活動風起云涌，共產黨的聲望也越來越高。為發展組織，開辟工作，擴大影響，中共上海大學黨組織決定派出部分骨干深入農村開辟新區。
臨近夏日，程錫簡和黃天伯被派回原籍宣傳馬列主義，并伺機建立黨組織。兩人既是同窗好友、又是老鄉，于是登上火車，結伴而行。歇息一日，程錫簡便出門回訪親朋，探望昔日的同窗和高皇寺一帶頗有名氣的鄉紳子弟。在廖家灣的姐姐家中，程錫簡同廖運周、廖夢林等相談甚歡，他們對程錫簡的卓識遠見和闊論健談感佩不已。沿著高皇寺到齊王廟（今架河鎮王圩村一帶）的50多華里的淮河岸畔，程錫簡同黃天伯廣泛走動，宣傳革命道理，功夫不負有心人，他們的道理首先在部分青年教師和地主老財家的長工伙計中得到認可與回應。重陽節這天，高皇寺的金秋廟會熱火朝天地鬧騰起來。他與長兄錫芬商妥，約集一幫同窗好友和遠在壽縣小甸集曹小郢開辦淮上補習班的吳震、吳云、胡萍舟等到家相聚。他組建教師工會維護教工權益和在雇工中組建窮人會的主張得到一致擁護。長兄程錫芬說：“要成立教師工會，我也算上一個。”送走客人之后，程錫簡留下程祥麟，又讓四弟錫典找來二祖父程賡虞的重孫程際（繼）奎。3人具體商討組織“兩會”的方法步驟。決定由程錫簡出面聯絡教工，程祥麟聯絡進步青年，程際（繼）奎負責串動貧苦雇工。程錫簡反復叮囑：“這共舉大業的革命工作，千萬要考慮細！”其后不久，程錫簡先在高皇寺成立了教師工會和窮人會；接著，汪廟、泥集(后改在齊王廟)的“兩會”也相繼成立。“1924年暑假，受中共上海大學特別支部指派，黃天伯、程錫簡與胡萍舟、吳云、吳震、桂超等同期返回壽鳳家鄉……共產黨員程錫簡同黃天伯回到家鄉，即在高皇、汪廟、泥（河）集一帶宣傳革命，并組建革命婦救會和小學教師工會。
此后，黃天伯到淮上補習社任教，程錫簡等人于1925年春在汪廟小學召開小學教師代表大會，成立了小學教師聯合會。而后吳云等同志又組建旅外同鄉會。1926年，國民黨鳳臺縣長寧紀光欺壓民眾和私賣學產田一事，引發起社會各界聲勢浩大的“驅寧”運動。4月的一天，上千名教師和各界人士云集一處，召開驅寧大會。大會高呼口號，散發傳單，并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迫于民眾壓力，嚇得寧紀光匆忙外逃，被逼下野。”（《星火淮岸的革命活動》）程隆嵩還向我講述了程錫簡名字中“錫簡”兩字為何又作“西儉”的來歷：回家鄉后不久，程錫簡與廖夢林、程東方、王介甫、吳震等取得聯系，并率先以汪廟為中心成立了教師聯合會。隨之，以宣傳革命思想為重心的初中補習班、農民夜校也如雨后春筍成立。見三弟有此作為，長兄錫芬十分高興，他拿出200塊大洋資助活動；四弟也跑前跑后，成了不可缺少的幫手。幾人在汪廟開會的一天，黃天伯詼諧地說：“闊庭兄，這學西方的革命也當儉而從之，你這名字筆劃太繁，莫若以西儉論之。”程祥麟也說：“永泰兄言之有理，我這個祥麟也就以漢丞代名罷了。”從此錫簡便改寫為“西儉”。
1925年年關將近，程錫簡、黃天伯聯名將返鄉后的活動情況向瞿秋白作了書面匯報，并請示了罷工、罷課的“驅寧運動”計劃。開春不久，他們接到上海“伺機行事”的指示。在這次驅寧活動中，程錫簡的長兄程錫芬也出面網絡地方鄉紳和出名的頭面人物，聯名向國民黨安慶省府提出彈劾寧紀光的“二十條罪狀”，支持“驅寧運動”。清明節前后，程錫簡等人在全縣發起聲勢浩大的學校罷課、雇工罷工的“驅寧運動”。迫于壓力，國民黨鳳臺縣長寧紀光倉惶出逃，匆匆下野。“程錫簡回到家鄉高皇寺(今屬潘集區高皇鎮)后，在先后發展程錫典、程伯天、程漢丞、程際（繼）魁、程晉科、王世美、孫廣賢、丁文山等入黨的基礎上，將黨小組改建為黨的特別小組，由程錫簡任組長。時不久，高皇改建為特別支部，程錫簡、程漢丞先后任“特支”書記，活動范圍由高皇寺、汪家廟擴展到洛河街、許黃崗、溝北陳家一帶。遂之，汪廟、洛河等地黨組織建立（《星火淮岸的革命活動》）。
1925年5月，上海傳來日資紗廠開槍打死10余名工人的消息；月底，又傳來英國巡捕屠殺工人、學生的“五卅慘案”。不久，近30萬人的上海罷工、罷課、罷市和廣州、香港25萬人的“省港大罷工”席卷全國，革命形勢急轉直下。程錫簡和黃天伯專程趕到了上海找瞿秋白匯報工作。瞿秋白卻對他倆突然來滬不甚滿意，稍有責備：“上海形勢發展很快，固然要人，而開辟鞏固新區更需要人，爾等不該舍棄剛開展起來的工作而來上海。”見兩人面帶尷尬，他又緩和語氣道：“既已來了就先跑跑看看，也可到廣州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做點調查。你們的關系，現已轉給中共安徽臨時省委，回去可直接聯系。”他們看望了在滬的同學、熟人，又拐道廣州，了解農民運動在革命斗爭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作用，學習農運工作的方法。接著，程錫簡考入了黃埔軍校第3期騎兵隊。
目前，在黃埔軍校同學會官方網站中的黃埔軍校同學名錄及第三期同學姓名籍貫表中， “程錫簡”的名字赫然在列。此期黃埔學生，共分9個隊與1個騎兵隊，不分科目。1926年1月17日畢業，計1233人。此期黃埔生雖不像一期、四期聲名顯赫，為人矚目，但也出了不少名震南北的風云人物，抗日名將戴安瀾將軍便出自于此。2017年5期《黃埔》，刊載賈曉明題為《1926年1月17日，黃埔軍校舉行第3期學生畢業典禮》一文載：“第3期于1924年12月開學，學生多為從上海和廣州等地經過考試后選拔出來的，錄取總人數達1300余人，經過甄別考試，實有畢業生1225人(《蔣介石年譜初稿》記為1224人，湖南省檔案館藏《黃埔同學總名冊》為1233人)，舉行宣誓。畢業生除部分留校任職外，大多數分派到國民革命軍第1軍任職，部分從事政治工作，也有不少從事地方農民運動、工人運動，或派往北方軍閥統治區，在敵軍內部從事地下活動，他們在北伐戰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四
程錫簡返回故里時，已是桂花飄香的季節。連日奔波，程錫簡等在農民夜校開辦講習班，成立了婦女自救會。1927年是個多事之秋，繼孫中山病逝后，篡奪國民黨領導中樞大權的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汪精衛也在武漢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腥風血雨的屠刀下，為拯救中華民族于危難之中的共產黨人和3萬多參加北伐的官兵義憤填膺，南昌起義已是箭在弦上。1927年7月，程錫簡便隨同廖運周、廖運澤等匆匆上路，趕往江西南昌。到了南昌，起義的準備工作正緊張秘密地進行，程錫簡被編入教導隊，參與起義的宣傳發動工作。8月1日，歷經3個小時激戰，起義部隊占領南昌，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頒布了政治綱領，建立了革命武裝，但由于南進受挫，為保存力量，不久便開始了戰略撤離。撤離時，程錫簡同廖運周、廖運澤、孫一中、孫天放等壽鳳籍黨員，遵照周恩來同志的指示，按中共安徽臨時省委要求，趁柏文蔚將軍意圖組建學兵團之機打入國民革命軍第33軍，前往上海。此時，告病閑居上海霞飛路柏公館的原33軍軍長、時任北路宣慰使的柏文蔚，正對蔣介石玩弄權術給他安的虛銜極為不滿，聽說家鄉來人造訪，甚是高興，熱情招呼接待。言及組建學兵團一事，將軍興致更濃，當即給33軍駐京辦事處打了電話。拜別將軍，一行人拿著柏文蔚親筆書信到了南京的33軍辦事處。次年（1928年）正月十五日，編制有4個中隊、16個區隊，共504名學兵的學兵團在壽縣公學操場上宣布成立。參加南昌起義的25師75團團長孫一中任學兵團長、孫天放任副團長、廖運澤任教育長、許光達和廖運周任教育副官、王積珣為總隊長、薛騫為副總隊長，程錫簡受命為正陽關區隊長（一說副連長）。學兵團內設中共特別支部，由孫一中任書記，薛卓漢任副書記，程錫簡是正陽關區隊的支部書記。這年六月，成立還不到半年的學兵團因33軍內有人告密，蔣介石下令解散。奉共產黨中央軍委指示，所有中共黨員均緊急撤離。后來，廖運澤、廖運周等人回憶及地方黨史記載了這段歷史。短短幾個月內，學兵團里就發展黨員36名，團員120余人，僅程錫簡領導的正陽關區隊就發展黨員4名。學兵團的黨員撤離后，廖運澤、廖運周、麥連登（軍委特派員）等受省臨委指派到正陽關聯絡程錫簡，發動正陽關學兵連起義，意圖將隊伍拉進大別山，但由于倉促行事，起義隊伍從正陽關出發，向大別山挺進。可是隊伍到達三河尖附近遭敵人包圍，激戰一晝夜，終因敵眾我寡力量懸殊而遭失敗。為了尋找更為豐富的資料，我多次去位于壽縣城內的原壽州公學、今壽縣一中老校址參觀憑吊，也數次去正陽關想尋找學兵連當年駐地舊址以及起義戰斗的地方，但都沒有找到蹤跡。
五
程錫簡安全撤離后，返回故里。經與中共安徽臨時省委取得聯系，獲準在高皇寺一帶成立中共沿淮第一個黨的特別小組，程錫簡任組長，負責沿淮一帶黨的工作。特別小組吸納程漢丞、程際（繼）奎、程錫典入黨，革命活動向高皇寺以西推進。此后，又發展了孫子讓、王世美等黨員，湯漁湖灣內的大葦地成了他們經常聚會的場所。1929年4月，高皇寺特別小組經中共安徽臨時省委批準改組為特別支部，隨之高皇寺共產主義青年團支部成立，投身革命的青年人迅增至40多人。“1929年8月30日，程錫簡前往壽縣姚皋店,參加阜陽中心縣委書記李樂天和壽縣縣委駐鳳臺特派員劉啟元在姚皋店小學召開的中共鳳臺縣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從下午開到次日凌晨，程錫簡、程東方、廖敏中、程延鼎等20余人出席會議。劉啟元在會上作政治報告。大會通過了《中共鳳臺縣第一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共鳳臺縣委工作計劃》。會議選舉產生了中共鳳臺縣委員會，代表以舉手表決方式選舉出縣委委員。程錫簡和程東方、廖敏中等當選為首屆縣委委員。會后的12月11日，阜陽中心縣委機關遷至下窯(即田家庵)，以開設一家診所作掩護。12日，為便于直接領導地方工作，撤銷鳳臺縣委。在中心縣委的直接領導下，（潘集）區內高皇、汪廟、王圩孜等地的農協會(窮人會、互助會、貧民會)、教工會、婦救會(婦協會)、團支部紛紛成立。”（《鳳臺縣革命回憶錄》）在縣委書記劉啟元的統一領導下，程錫簡意氣風發，連續組建了高皇、汪廟、王圩三個支部，以及6個特別小組。至年底，洛河至王小集一帶的抗租反暴斗爭初見端倪。1930年春，程錫簡根據斗爭形勢發展需要，率先在高皇寺特別支部活動范圍內組建了以防范、自衛為主的革命武裝。他先是打出保家安民和御匪鏟奸的旗幟，協調名門大戶出資買槍配發給參加革命隊伍的群眾，再派這些持槍的人以保家護院名義住進闊佬士紳家，既監控心懷不軌的惡紳，又能統一調用，也安置了部分衣食不能自保的群眾。有了自己的武裝，程錫簡膽子更大起來。5月30日，他以推動新區工作為出發點，在懷、壽、鳳交界的大通（大通煤礦所在地）舉行聲勢浩大的“五卅”慘案五周年紀念，將“農運”推向“工運”。6月，中共鳳臺縣委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齊王廟召開，程錫簡再次當選為縣委委員。他親手創建和領導的中共高皇寺特支改設為高皇區委，他成為淮河北岸第一個設區的區委書記。年底，高皇區委的工作有了更大發展。全區除原有的6個特別小組改建支部外，又新增了洛河、朱崗、大集、小集、新圩、胡集6個支部，農民武裝編制達1個區隊。其四弟錫典也在搏風斗浪中成長為骨干，當選區委委員。
六
除夕將臨，程錫簡接到省委調他去鄂豫皖邊區開辟工作的指示。他遂將工作逐一交與新任區委書記程漢丞，匆匆回家打點行裝。除夕前一天，程錫簡早起，告別懷有身孕的妻子，不聲不響地遠去。拎著皮箱的身影，漸沒于晨霧氤氳里。沃野之上，留下一串深邃而永不消逝的足印。程錫簡此去，便完全與家中失去聯系，多年之后，才聽人說，他與薛卓漢等一同進入鄂豫皖蘇區后，遭張國燾肅反而錯殺，犧牲于大別山地區。程錫簡未曾謀面的小兒子程繼友，長大后參軍入伍，新中國成立后復員轉業在蚌埠市水上派出所工作，現已過世。程繼友的兒子程祥修一直在家務農，因革命工作的保密性和時代久遠，對祖父當年革命之事已知之甚少。采訪中，程祥修告訴我，2014年10月23日—24日，上海大學幾經輾轉，找到了程祥修，邀請他參加上海大學的一場活動。這是在上海大學校本部舉行的“上海大學精神傳承弘揚座談會”暨溯園·上海大學（1922—1927）落成儀式，邀請了一些當年在上海大學執教和求學者的后代參加活動，于右任、邵力子、葉楚傖、任弼時、沈澤民、惲代英、張太雷、蔡和森、李立三、博古、李大釗、楊尚昆、黃天伯、吳云、程錫簡等23位代表人物的后代成為活動的嘉賓。
尋訪中，當我提到要看一看程錫簡當年居住過的老宅時，程祥修及其家人一臉遺憾，說，老屋子早已沒有了，但慶幸的是舊址還在，說著，引導著我順著他家小四合院門前新修的水泥路向東走了大約二三十米，再沿道轉向北行約10多米，停頓下來，指著路邊左方已然是菜地的一處空場說，當年我們一大家都住在這兒的土坯房里，1954年，淮河發洪水，房毀屋塌，老宅子現平整成了菜園地。我順著他手指之處，踩著松軟的泥土，用腳一步一步丈量過去，望著菜畦地里長勢正濃的包菜、菠菜發愣，驀然回首望向遠處時，忽然發現正對老宅的空地上，一株株碗口粗的筆直挺拔的白楊樹高聳入天，與周邊一叢叢說不上名、枝干繁茂的土生雜樹，儼然似衛兵一樣守護著這片家園。此刻，我站在這片田畦中央，感到時空似乎瞬間已經凝滯，腦海里混沌一片，一種莫名的惆悵和景仰之情不禁升騰于心。(特約撰稿 程晉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