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淮南解放，市民心目中諳熟的史實是：1949年1月18日，淮南宣告和平解放，煤礦、電廠、鐵路等完好無損地回到了人民手中。淮南和平解放的原因是，在淮海戰(zhàn)役取得偉大勝利的威懾之下，守敵劉汝明部隊聞風喪膽、倉惶出逃；加上黨的政策感召，爭取上層人士工作做得成功；以及地下黨組織的積極策動，發(fā)動職工護礦、護廠；特別是解放軍部隊及時搶渡淮河，迅速進入礦區(qū)、工廠，控制局勢，維持治安，所以才有了淮南礦區(qū)的和平解放。若無這些內(nèi)外因素，淮南也不能解放得如此之快，接收得這么順利。
其實淮南和平解放的大背景下，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和隱情，不應被今人所錯過和漏忘，這就是當年“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廖運澤、廖運升兄弟以及早已脫黨返鄉(xiāng)的廖麟，對于淮南礦區(qū)解放中所做過的貢獻。今整理出來，以饗讀者。
廖運澤（1903～1987），字匯川，淮南廖家灣人，黃埔軍官學校第1期畢業(yè)。曾在廖家灣國民學校、上海私立工惠學校就讀，安慶省立職業(yè)學校肄業(yè)。1924年1月，由袁家聲、廖梓英介紹加入國民黨，同年3月再由其二人保薦投考黃埔軍校，同年5月入黃埔軍校第1期第3隊學習。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畢業(yè)后任東征軍總指揮部警衛(wèi)連隊長，第2期學生總隊部教育副官。黃埔軍校潮州分校第3隊隊長，中央軍校武漢分校政治大隊第4隊少校隊長、第3隊中校隊長，國民革命軍第11軍24師72團副團長、代理團長。1927年8月參加南昌起義，潮汕失利后轉(zhuǎn)赴上海。1928年春任第33軍學兵團教育長，因從事中共地下活動事泄出逃，與中共脫離組織關系。后任第42軍高參，淮上軍第1師新編第5旅營長，暫編第2旅副團長，獨立第40旅上校團長，第95師補充旅少將旅長。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任第92軍21師副師長，軍事委員會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副總隊長。1938年5月任第21師師長兼阜陽警備司令，次年秋任第5戰(zhàn)區(qū)第92軍暫編第14師師長。1943年10月任騎兵第2軍軍長。1945年2月授陸軍少將，任第96軍代理軍長，后改任國防部中將部員。1948年任第8綏靖區(qū)副司令官兼第1縱隊司令。第8綏靖區(qū)潁上指揮所主任。1948年9月授陸軍中將，不久轉(zhuǎn)任第15綏靖區(qū)副司令官。1949年5月因其舊部第110師起義被通緝，潛居香港。在香港期間，同中共黨組織取得了聯(lián)系，并按照黨的指示，從事促進祖國統(tǒng)一的工作。1952年夏，應周恩來電召，從香港回到北京。歷任民革第三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四至六屆中央委員，民革江蘇省委會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江蘇省政府參事室參事，江蘇省政協(xié)常委、副秘書長，江蘇省政協(xié)副主席，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南京市黃埔軍校同學會會長。1987年9月27日在南京逝世，終年84歲。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國共和談的艱辛，廖運澤預感到和談破裂，兵戎相見是遲早的事。1946年3月，他在濟南親歷了周恩來在軍調(diào)工作中與國民黨當局靈活斗爭的教育啟發(fā)后，回顧個人歷史上的失誤的沉痛教訓，意識到自己再也不能猶豫不定，決不能卷入內(nèi)戰(zhàn)的深淵。主意已定，準備在濟南伺機起義，并勸說霍守義率第十二軍隨之同時行動。霍守義雖然對蔣介石排擠東北軍不滿（霍部原為東北軍），但對投向共產(chǎn)黨也存有很大疑慮，因而下不了決心。而當時廖所指揮的第九十六軍內(nèi)部情況也很復雜，不到走投無路是不會跟之起義的，加上濟南附近大軍云集，以廖所掌握的力量舉行起義是不可能的，所以考慮再三，廖運澤最后決定辭職回南京。當廖運澤以“戎馬多年身體不支”為由向王耀武提出辭職時，正值何應欽、顧祝同到濟南視察，他們一再要廖“為戡亂建國效忠”“勿負委座的厚望”，廖運澤則一再婉言陳述個人的苦衷。1946年秋天，當國共內(nèi)戰(zhàn)全面爆發(fā)時，王耀武終于批準了廖運澤辭職，讓其掛一個第二十集團軍副總司令的空頭銜，回到南京離職養(yǎng)病，九十六軍軍長由陳金城（黃埔二期生）繼任。于是廖到第二十集團軍總司令夏楚中（黃埔一期生）處住了兩天，就告辭去了南京。在廖運澤離開徐州前往濟南受降后，廖運升的第一一七旅調(diào)往山東，此后他也辭職到南京賦閑去了。后來，霍守義、李仙洲、陳金城、王耀武等人，均先后在萊蕪、兗州、濟南戰(zhàn)役中戰(zhàn)敗被俘。
廖運澤在回憶當年中這樣寫道：離開濟南回到南京玄武湖畔，過著表面上逍遙自在而實際上彷徨苦悶的生活達兩年之久。這兩年間，國民黨在內(nèi)戰(zhàn)中已大傷元氣，國統(tǒng)區(qū)物價飛漲，經(jīng)濟面臨全面崩潰狀態(tài)，形成難以支撐的局面，戰(zhàn)場上成師成軍，甚至整個兵團被解放軍殲滅，士氣低落，厭倦戰(zhàn)爭。蔣介石為了作垂死掙扎，發(fā)布了“戡平共匪叛亂總動員令”，想全力作困獸之斗。但國民黨大勢已去，只落得眾叛親離，達官貴人們紛紛計議如何出國，如何去臺，作好了逃跑準備。我雖掛了個陸軍總司令部高參的頭銜，但我既不愿出國、去臺，又不愿坐等解放而愧對當年的首長和戰(zhàn)友。
正在一籌莫展之際，曾當過安徽省主席，時任國民政府委員的吳忠信又促我再度出山。吳與我是安徽同鄉(xiāng)，他在南京的寓所同何應欽隔壁，我們經(jīng)常見面。他看我賦閑在家，苦悶無聊，就對我說，當軍人的離開隊伍就沒有權，就會被人瞧不起。他勸我還是去帶兵，并說：“如果你愿意出山，我可以去找總統(tǒng)。”我想，在國民黨敗局已定的情況下，如能掌握一部分軍隊伺機起義，促成蔣家天下的早些瓦解，這對個人對國家都有好處，也可以彌補我內(nèi)心的愧疚之情，于是我表示同意他的意見。后來，吳忠信果然去找了蔣介石。蔣介石指示我去見參謀總長顧祝同，顧根據(jù)蔣的意見委派我為第八綏靖區(qū)中將副司令兼第一縱隊司令。第八綏靖區(qū)司令是夏威，他還兼任安徽省主席，司令部設在蕪湖。因夏威屬桂系，顧祝同就對我說：“不要理他。”為此，我即在正陽關設立第八綏靖區(qū)潁上指揮所，由我兼任指揮所主任，獨當一面負責皖北后方的治安。所以我雖為綏靖區(qū)副司令，卻從未去過蕪湖司令部，不受夏威節(jié)制，直屬陸軍參謀總部。綏靖區(qū)轄區(qū)初為14個縣，后逐漸增加到蘇、豫、皖40余縣，由于當時大部分縣已為人民解放軍控制，實際防轄區(qū)只有壽、鳳、定等幾個縣。
第一縱隊編制為九個團，相當于正規(guī)軍的一個軍。我推薦了仍在南京賦閑的廖運升擔任縱隊副司令。我們收編了皖北地區(qū)的保安團隊和地方雜牌部隊，以及壽、鳳一帶的零星武裝，編成五個團，部隊分駐在正陽關、壽縣、鳳臺一帶。我和廖運升都駐在正陽關。在此期我們曾多次通過鳳臺縣參議張明誠與中共鳳臺地下黨組織進行了接觸，并向渦北一帶中共地方武裝提供通訊器材和物資。不久，華野敵工部朱懷明同志到壽縣，他通過常持青（常恒芳侄子）和我們接觸，并在正陽關附近的一座炮樓里和廖運升見了面，協(xié)商第一縱隊在皖北就地起義支援解放軍過江的事宜，協(xié)商后朱懷明同志回華野請示此事。我們還架設了一部電臺，準備起義時與解放軍部隊聯(lián)系。但未能等到朱懷明請示回來，第一縱隊就奉命被迫離開皖北。
第一縱隊的調(diào)防與廖運周起義有關。淮海戰(zhàn)役第二階段時，廖運周率部于1948年11月底舉行戰(zhàn)場起義，震動了南京國民黨國防部，國防部電令我立即回寧。當時我左右為難，如果回南京肯定兇多吉少，很可能因為廖運周起義和我們最近的活動而被扣押；如果堅持不回南京，只有率部立即起義，但新拉起來的部隊人員復雜，壽、鳳一帶又有國民黨劉汝明的部隊屯駐，尤其是解放軍部隊的配合行動問題還未得到落實，一句話，準備工作不成熟。既然無法立即起義，只有硬著頭皮準備回寧。正值此時，南京軍統(tǒng)本部拍電報給派到第一縱隊監(jiān)視部隊行動的中校組長劉惠生，命其調(diào)查廖運周與第一縱隊是否有聯(lián)系。劉惠生雖是軍統(tǒng)派來的特工人員，但到第一縱隊后，思想發(fā)生了變化，很同情我們的處境，所以他把南京來的電報拿給我看，征求如何回電，我告訴他以“查無聯(lián)系”回電。這件事暫時幫我擺脫了困境，加上當時形勢發(fā)展很快，南京政府無更多精力顧及此事，也就不再追究，遂命令我部立即渡江南下。接電后，我與運升研究了南撤事宜后，仍復遵命回寧。
我們赴寧途經(jīng)淮南田家庵時，住在萬花樓旅社，經(jīng)族弟廖敏中的介紹，與解放軍豫皖蘇第六軍分區(qū)的俞英（化名俞成龍）進行了接觸。在晤談中，俞英要求我們的部隊不要離開皖北；我們則要求他立即向上級報告此事，并希望他能執(zhí)第六軍分區(qū)的公函與我們正式會談。晤談后，俞英很快離開田家庵回皖北去匯報，遺憾的是，直到我們迫于南京方面的壓力不得不于1949年初渡江南撤，也未見俞英前來和我們聯(lián)系。全國解放后才得知，俞英在淮南解放前夕才拿著有劉伯承司令員署名的公函到淮南找我們。而那時解放軍早已渡江，運升的隊伍也已經(jīng)到了杭州。至于那封公函則于解放后轉(zhuǎn)到了淮南地方政府。
解放前夕，淮南礦區(qū)有九龍崗、大通兩座煤礦，還有一個發(fā)電廠，當時屬劉汝明部隊的防區(qū)。國民黨軍隊南撤時，南京國防部命令劉汝明在撤離淮南前將礦井炸毀，而煤礦一旦被毀則國計民生必將遭受嚴重損失。因此，這件事引起各方面人士的關注，田家庵地方商會等各界開明人士派代表到潁上指揮所來，要求我們護礦護廠，九龍崗煤礦一位工程師還主動來到我處報告劉汝明部隊已在井下埋好了炸藥的消息。情況十分嚴重，保護煤礦刻不容緩，可是我們又不能直接干預劉汝明的行動，怎么辦？最后，經(jīng)與各界進步人士磋商，在他們的支持下，我們以潁上指揮所名義委任那位報急的工程師（姓名已記不得）為第一縱隊副司令，把九龍崗和大通原有的礦衛(wèi)隊分別編為第一縱隊的獨立團，負責保衛(wèi)九龍崗煤礦以及大通煤礦和田家庵發(fā)電廠。礦衛(wèi)隊自己有槍支，我們只要把庫存的軍裝發(fā)給他們一些就行了。這樣一來，在形式上就變成了煤礦和電廠都歸第一縱隊管轄，劉汝明自然不好下手，就帶著他的隊伍南撤了。因此煤礦和電廠也就完好無損地保留了下來。
由于起義問題沒有得到落實，第一縱隊只好按軍令南撤。
廖運升（1901～1981），字仲平，淮南市廖家灣人。黃埔軍校第4期步科畢業(yè)。1938年初任安徽省保安第8團團長，1940年任皖南行署警保處處長，1941年底任第31集團軍干訓班上校總隊附，不久任魯蘇豫皖邊區(qū)第5挺進縱隊司令，1944年9月任暫編第1軍117師少將師長，1945年6月任暫編第9軍117師師長，1946年任整編第57師117旅旅長，1948年初任國防部少將部員，11月任第8綏靖區(qū)暫編第1縱隊副司令，1949年2月任暫編第1師師長，4月任第85軍110師師長，5月4日在浙江義烏率部起義。后任南京市建設委員會副秘書長，南京市房管局局長，民革南京市委主委，南京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民革江蘇省委常委，民革中央候補委員。1981年8月21日在南京病逝。
作為廖運澤的族兄、同事兼副手，廖運升在淮南礦區(qū)解放前夕則經(jīng)歷了這樣一段不平凡的歷程：
廖運周在淮海戰(zhàn)場起義后，身為第8綏靖區(qū)暫編第1縱隊副司令的廖運升意識到與蔣介石的決裂時機已接近成熟，為此，當務之急是要與解放軍盡快建立聯(lián)系，以求得他們對部隊將來起義行動的領導與支持。史料記載，還在暫一縱駐防正陽關之初，廖運升就曾通過國民黨鳳臺縣政府參議張明誠與中共鳳臺地下黨有過接觸，張明誠還親自去過渦陽等地，幫助他們與中原解放軍進行聯(lián)系。同時，廖運升和廖運澤還寫信給中共鳳臺縣副縣長吳云（廖運升幼時的同窗），向他們談了準備率部起義的打算，請他向上級報告，盡快派員前來聯(lián)系，但這些努力最后都沒有一個滿意的結果。廖運升和廖運澤感到有必要再派可靠的人出去尋找解放軍和廖運周，與他們建立聯(lián)系。主意拿定以后，廖運升立即親自趕往田家庵，找到廖運周的胞弟廖運凱和表弟蔡樹藩，叫他們前往河南解放區(qū)，設法尋找解放軍和廖運周。他們二人受命后化裝成商人動身前往渦陽，在渦陽的馬套樓找到了第二野戰(zhàn)軍隨軍學校的羅從夫，羅將他們護送到河南漯河，在那里他們終于見到了廖運周及二野敵工部主任袁血卒。拿到廖運周的親筆信返回田家庵后，暫一縱已渡江南下。
此外，1948年12月初，華東野戰(zhàn)軍聯(lián)絡部派了朱懷明同志（化名李學明）來了解廖部的情況，朱懷明來后，先到壽縣找到在暫一縱隊任上尉附員的常傳甫（中共地下黨員、安徽著名民主人士常恒芳的侄孫），向常詳細詢問了廖運澤、廖運升及其部隊的情況，常都一一作了介紹。同時，常還介紹說廖運升與他叔父常持青是至交，建議通過他叔父與廖進行接觸。隨后，常又將部隊中高級軍官的姓名、簡歷、部隊武器配備、人員編制等情況的材料一并交給朱懷明，朱將這些材料帶回華野匯報。大約過了一個星期左右，朱又回到壽縣，向常傳甫傳達了黨組織同意與常持青聯(lián)系的意見。于是，經(jīng)常傳甫聯(lián)系、介紹，朱懷明首先與常持青、權養(yǎng)之等進行了接觸，請他們邀廖運升12月底在正陽關枸杞園的一座舊炮樓上見面會談。
常持青與朱懷明晤談后立即找到廖運升，對廖講了朱懷明到來的情況和朱對他的約邀，廖聽后非常高興，當即應約前去與朱會晤。朱懷明向廖運升傳達了解放軍中野首長要求暫一縱就地起義，以支援解放軍過江的意見；廖運升表示一定率部起義，一切聽從中野首長的安排。會談結束時，雙方約定，為了便于今后聯(lián)絡，廖運升派暫一縱隊高參張作六為代表，負責今后與朱懷明的聯(lián)系，約定了聯(lián)系地點和方式，并在以后為朱懷明的活動提供了方便。
與解放軍取得聯(lián)系后，為早日舉行起義，廖運升多次與支持起義的參謀長趙繼武，團長張普慶、袁霞軒等密商起義的方案，反復考慮起義時會遇到的困難，如部隊成員復雜，人心不齊，起義時難以掌握；四周國民黨部隊很多，起義時會受到圍攻；大部分軍官家屬都在南京，部隊起義后家屬是否會遭到不測等等，決定將這些問題交朱懷明帶回去向華野領導請示匯報，請求給予明確指示，以便決定下一步的行動。就在廖運升等在等待解放軍方面答復時，國民黨國防部一日數(shù)電催促暫一縱隊渡江南下。同時，廖運澤也接到了蔣介石的電報：“廖運周已投敵，速回寧。”廖運澤擔心如拒不從命，部隊有被攻擊和繳械的可能，因此不得不離開部隊返回南京，以掩人耳目。廖運澤走后，廖運升為了拖延南下時間，等候朱懷明回來，苦費了不少心思。他先將縱隊司令部移駐壽縣，做出準備南下的姿態(tài)；繼之以給大女兒籌辦婚事為借口，滯留壽縣不動。不久，朱懷明回到淮南，向廖運升傳達了中野首長的指示：如時機不成熟，就不要急于起義；要設法保護淮南煤礦不遭破壞。根據(jù)這一指示精神，廖運升于1949年1月前往田家庵，在“爽園”澡堂后面的鎮(zhèn)公所內(nèi)召集當?shù)厣虝偷V務處、礦警隊的負責人開會，研究護礦護廠等事宜。這時礦上的礦務人員大部離去，國民黨劉汝明部運送炸礦井炸藥的火車已到達大通，情況十分緊急，廖運升便命總礦警務處長胡衛(wèi)中（胡與中共地下黨有聯(lián)系，也有護礦任務）賄通劉汝明部主持破壞礦井的軍官延遲實施，并對礦警隊負責人分別委以暫一縱隊副司令、團長的名義，以抵制劉汝明部對礦井的控制；又派人去淮河北岸同共產(chǎn)黨游擊隊聯(lián)系，約定一旦暫一縱隊撤離礦區(qū)，游擊隊即開進來礦區(qū)實行控制。這樣，在廖運升的妥善布置下，劉汝明部隊炸毀礦區(qū)的企圖未能得逞，淮南煤礦被完整地保護下來。
在南下前，廖運升曾約朱懷明在“爽園”澡堂見面，對他講了由于蔣介石脅迫暫一縱隊與劉汝明部隊同時南撤，暫一縱隊已無法在江北起義，不得不渡江南下的情況，請朱懷明速向華野首長匯報。朱聽后感到情況緊迫，當晚就趕回淮河以北華野機關駐地，但等他帶著華野首長的指示回到淮南時，暫一縱隊已經(jīng)渡過長江，而長江則被國民黨部隊嚴密封鎖了起來，無法渡過，和廖部的聯(lián)系中斷了。
廖麟，（1904—1994）字石生，譜名多菼，淮南市廖家灣人。早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留學于莫斯科中山大學，后轉(zhuǎn)為聯(lián)共黨員，回國后脫離黨組織，因?qū)μK聯(lián)及第三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方法有不同看法而參加過托派劉仁靜等人《告同志書》的簽名。抗戰(zhàn)時期歷任國民黨阜陽、廬江縣長，一生遭遇坎坷，晚年以行醫(yī)為生，后任市政協(xié)委員。
據(jù)廖麟回憶：1948年秋，第二野戰(zhàn)軍情報處科長俞英、參謀孫阿鶴（化名），攜帶劉伯承寫給廖麟的一封信找到其家。對他們的來臨，廖麟又驚又喜，就問俞科長有什么事需要幫助？他們掏出兩張相片，請廖麟幫助辦身份證，并送他們?nèi)ツ暇Ａ西胗X得共產(chǎn)黨還未忘掉其這個脫黨的人，能為黨做點事情，自覺寬慰，因此，對他們的安全格外小心，留住了三天，才替他們辦好身份證，并親自送他們從田家庵乘火車去南京。一個月后，他倆從上海回來，給廖麟帶來一包橘子，還有一些報紙，住了一夜就急著要走。廖麟問清他們到哪去，即找人探聽路線。因為那個時候國民黨散兵游勇多，還有土匪，實不放心，叫他們化裝成商人，廖麟請人以挑夫為名給二人帶路，經(jīng)河（淮河）北祁集，繼續(xù)北行，晚上送行的人回來說，已把他們送達目的地，這才放了心。
1949年1月，田家庵解放了。國民黨的鳳臺縣縣長謝孟仁、副縣長兼國民軍副團長牛肅九，帶領縣武裝和公安局的幾百人槍，從廖麟所在的村經(jīng)過，欲向南京逃跑。經(jīng)廖麟勸阻，曉以大義，他們決定不走了。次日早晨，廖麟帶他們到田家庵，見到解放軍十二團團長蔣漢卿和政委霍大儒，蔣、霍對他們表示歡迎，接收了武裝，人員遣散回家。留下牛肅九一人，要廖麟護送給鳳臺縣人民政府丁文山縣長、吳云副縣長，送后廖麟即返家。
在廖麟回家的第二天下午，二野津浦辦事處主任梁村夫和俞英科長（化名俞成龍）從淮南路過，又派人把廖麟接到田家庵見面，并熱情地留廖麟吃了飯。梁主任給廖麟寫了一封信，囑廖麟去皖北行署找鄭抱真主任干點事情。廖麟幾經(jīng)考慮，感覺自己已長期脫離組織，此時不應去分享勝利果實，只希望自食其力，于是留在了家鄉(xiāng)以行醫(yī)治病為生。（特約撰稿 程晉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