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古老的楚國遺都，像史大郢這樣帶“郢”字的村莊，真是普通不過，數不勝數�？梢哉f，在這里，人人心中都有一個“史大郢”，那個“郢”字，有著久遠的源頭，叫起來古氣，聽起來土氣，就像念叨我們小時候的小名。
《史記·楚世家》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與諸候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因為打不過強秦，迫于無奈，萬不得已，被攆到壽春，給這個淮淝之畔的小城帶來輝煌，從寂然無名瞬間成為春秋戰國時期令人矚目的大都會，而災難也隨之而來。據說，郢都最后為秦所陷，秦國白起大將的無情殺戮，以百萬計，那真是尸橫遍野，血流成河。
打開導航，穿過26.35平方公里壽春城遺址繼續向南行駛，液晶屏上閃過密密麻麻帶有“郢”字的地名，百姓生長于斯，把自己的姓氏、居所與“郢”捆綁在一起，推而廣之，“郢”響的范圍更大。那是我們古國之都的輝煌名號啊，一個曾經為高貴的國都所獨享的“郢”字，變成種子，拋灑在壽春大地，生根發芽，蔚然成林，給這片土地帶來宮殿，也帶來瓦礫，帶來輝煌，也帶來災難。在寬闊綿長的歷史中，稟賦了勇敢不屈的鋼強血性。
汽車馳過安豐塘畔的孫公祠，壽豐干渠堤壩上的楊樹葉子已經落得精光，露出枝杈上的團團鳥巢，而筆直的戈（店）蘇（王）鄉村公路，兩旁種植的卻是水杉，水杉沒有旁逸斜出，直刺藍天。早晨的霧氣飄浮在收割后空曠的田野上，也將成排水杉的樹身融化掉一小段，但樹尖上的針葉即使寒霜侵凌仍沒有掉落，暗紅色的水杉針葉在初陽的照射下，忽然要燃燒起來似的，使坐在車里的我有一種要上火山的感覺，到達史大郢還要拐過好幾道狹窄的水泥村道，汽車不時被路上的小四輪、散放的鵝鴨阻擋，朝陽把村舍的南墻照成鏡子，人群聚集，一派冬閑之象。
二
史大郢現屬安豐塘鎮大樹村，村委會院外，散亂堆放著石磙，這些被農耕歲月浸出包漿的石頭，曾經遺棄荒野，今天又成為人們收藏的寶貝。就像史大郢的革命往事，自從第一次聽說，就忘不了，生怕它再次走失，總是想盡快去揭開它的面紗，追憶那個塵封在血雨腥風年代的并不久遠的紅色記憶。
史學先是史大郢的“文化人”，別號芍陂隱士。訪談之前，他將自己撰寫的“史大郢革命史”呈送給我，然后如數家珍：“史大郢是壽州史氏宗族聚居地，于明朝洪武年間從山東老鴰巷移民而來，是京兆郡杜陵侯的后裔。先人在史大郢建立宗祠，堂號‘兆堂’，創修家譜，設立牌位。自此，壽州史氏宗族開枝散葉，分布淮河兩岸，即壽縣、潁上、鳳臺、長豐、六安等地”。
600多年來，壽州史氏家族秉承耕田讀書的家風，以:“尊老敬老，以孝為本， 尊師重教，為人憑心，忠字為重，情義為先”為 家訓。幾百年來，出現了很多風云人物。清朝時，出過兩位領圣秀才，所謂領圣，就是三個縣(潁、鳳、壽）的秀才之首。辛亥革命時期，參加北伐戰爭的史立齋、史康候等，領導一支300多人的隊伍，攻打固始縣，給當時的軍閥以沉重的打擊，威震淮河兩岸。
1928年7月，正是大革命失敗后白色恐怖最嚴峻的時候，史大郢成立了中共特別支部，這是壽縣瓦西地區成立最早的黨組織之一，很快發展為區委會，1931年參加黃家壩武裝暴動，1932年紅二十五軍北征正陽關，參加紅軍，開赴大別山。《壽縣志》上記載八名史姓烈士，他們是史龍昭（1898-1932）、史開邦（1911-1932）、史載權（1895-1932）、史寅（迎）賓（1899-1932）、史錢昭（？-1932）、史代權（1899-1932）、史學�。�1912-1932）和史學信（？-1932）。八名烈士，同出一門，世所罕見，感天動地。需要說明的是，史迎賓犧牲于大別山，其余的七位烈士，全部犧牲于1932年的壽縣迎河集戰斗。
三
五四運動后，皖中壽縣，頗得風氣之先，青年外出求學，接受新思想洗禮，將《新青年》、《每周評論》等進步刊物寄回家鄉。 1920年5月，壽縣人高語罕在《新青年》上發表同鄉薛卓漢《皖北壽縣的農民生活》，反映農民疾苦�！皦劭h在民國十一年（1922年）就有二、三同志的組織，當時是黨的嬰兒的時候”。這“二、三同志”就是1922年春在上海入黨的壽縣學生曹蘊真、徐夢周、魯平階。
1923年寒假，曹蘊真和從上海回鄉的薛卓漢，秘密發展了小甸集小學校長曹練白、方運熾、陳允常入黨，建立了中共小甸集特別支部，這是安徽建黨最早的直屬中央領導的黨支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后，相繼建立了中共淮上中學補習社支部、瓦埠小學支部、城關支部、窯口集支部和堰口集支部。黨的“星火”由瓦埠湖東岸向瓦西地區擴大，漸成“燎原”之勢。
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殺害了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在革命人血泊中成立南京國民政府，成為帝國主義走狗。這時，史大郢兩位德高望重的前輩，曾任淮上軍副司令、參加過北伐戰爭的史立齋和曾任兩淮督軍的史邦慶回到家鄉，他們認識到非共產黨不能拯救國家人民于水火，在1927年史姓家族團拜會上發表演說，號召史姓青年，投身革命，立志報國。在他們進步思想感召下，恰逢在上海大學讀書的三位學生史開祥（號載權）、史開旭（號寅賓）、史澤清（號慰民）也回到家鄉。他們在上海已經入黨，后受黨組織派遣回到蕪湖組織學潮運動�；剜l后，和薛卓漢等在史區開展農民運動，于1928年7月成立中共史大郢特別支部。
“北伐軍攻克武漢，整個壽縣的黨員跑到武漢去了。國共分裂后，各同志相繼回壽。經臨時省委指定幾個同志組織縣委。到十七年（1928年）三月七日，皖北特委來到壽縣召集第一次代表大會，改組縣委，洗刷過去機會主義的余毒……”（《壽縣革命史話》黃山書社）。壽縣縣委在1928年3月、9月、1929年1月、6月，短短一年多時間，先后在城關東大街福音堂、瓦埠小學和上奠寺召開四次黨代會，不斷改組縣委，推動黨的工作。正是在大革命失敗的低潮中，黨的工作環境十分嚴峻的背景下，位于瓦西偏僻一隅的中共史大郢特別支部成立了。
“中共史大郢特支成立后，主要活動在小學。史大郢地形是長條形的，小學位于最北端，就是現在劉家墳的地方，后邊有條北河，寬的地方有百十米，長滿蘆葦，一直通到蘇王壩。一旦有情況，特支的同志們就往蘆葦叢里跑，隱蔽起來，迅速撤退。
《中國共產黨安徽省壽縣組織史資料》（安徽人民出版社）中介紹：“1928年1月成立史大郢黨小組。同年7月建立中共史大郢特別支部，下轄三個黨小組，黨員10人。書記周慶宣，委員史開順、周成永”。兩個月后，“1928年9月，在史大郢特支的基礎上，在團城子小學建立中共團城子區委，下轄9個支部”，“由于團城子區委黨組織縮小，縣委于1929年6月，撤銷團城子區委，成立史大郢特支，下轄正陽等5個特組。1930年3月15日，縣委擴大會議后，史大郢一帶黨組織發展很快，縣委與同年秋在史大郢特支的基礎上，建立中共史大郢區委，下轄團城子、菱角、李套、井亭、蘇王、余廟、馬莊、窯口、三十鋪等10個支部……1931年春后，區委下轄5個支部，黨員35人。1932年5月下旬，紅二十五軍離開正陽關不久，史區黨組織遭到國民黨的嚴重破壞，只剩下三個支部，黨員19人”。
四
提起“史大郢”三個字，90多歲的史臺昭老人語顫手抖，心潮激動，不能自已。在我的鼓勵下，他孩子般唱起小時候媽媽教他的歌謠《恨聲地主們》。
恨聲地主們
做事沒良心
窮人當牛馬
家里受剝削
窮靠富，富靠天
欺騙咱們老百姓……
史臺昭老人是史大郢紅軍后代，他說：“瓦西是個多災多難的地方，當年流行的歌謠唱道：‘三年旱三年淹，三年蝗蟲遮滿天’。史大郢雖然地處安豐塘下游，但解放前，水利設施遭到破壞，古塘失修，溝渠淤塞，關鍵時節用不上水。那時候，種植水稻一季，畝產300多斤，而大量的土地都集中在地主手中，農民只有租種，遇到災年，生活極端困難”。
1927年10月，“以曹廣華為書記的縣臨委……爭取合法身份，打入國民黨內部，秘密發展革命力量……王影懷、史迎賓躋身于縣教育局。曹廣華等人以校長、教員的身份作掩護，采取分散活動方式，在瓦埠湖東大井寺、棗林鋪、楊家廟、古樓崗、張家嘴、傅家樓、吳山廟、湯王、姚皋和瓦埠湖西的窯口、堰口、保義、開荒、史大郢等地組織發動群眾，恢復和建立黨組織”。
“史大郢黨組織領導群眾斗爭。1929年3月間，縣委書記劉啟源等從蕪湖開會回來，在團城小學召開會議，傳達省委工作指示：即迅速發展組織，擴大力量，加強對薄弱地區的指導，利用各種形式開展對敵斗爭……同年5月1日，在蘇王壩、汪家茶庵、菱角嘴等地分別召開1000余人的群眾大會，會上宣講了五一勞動節的來歷，介紹了蘇聯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幸福生活，講述中國勞動人民受剝削受壓迫的根源，號召勞動人民團結起來，抗捐抗稅，推翻地主豪紳的統治。當年秋天，史大郢黨組織在團城小學召開會議，研究發動佃農、雇農開展減租減息，提高工資，改善生活的斗爭。會后，支部書記周慶元、委員石開順召開佃、雇農積極分子會議，統一思想和斗爭策略，決定不送租，不做活的辦法，和地主作斗爭。開始，地主不接受條件，經過半個月的斗爭，地主史玉生便出頭找當時很有威望的史大郢小學校長聯莊會會長史載權（中共黨員）出來調說，結果，地主豪紳作了讓步，對佃農實行了二八減租，雇農工資增加三成，伙食由每天‘二稀一干’改為‘二干一稀’，忙天外加傍晚一餐，斗爭獲得勝利”。（《壽縣革命史》中共壽縣縣委黨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史臺昭老人介紹：“1928年至1931年， 中共史大郢區委發展很快，有黨員200多人，組織了農協會、婦協會、兒童團等，革命隊伍，越發壯大。區委的宣傳隊由史全清任宣傳隊長，史學胡、畢英照任副隊長，宣傳共產黨好政策主張。編成《恨聲地主們》《兵變歌》和《九一八事變抗戰歌》等歌曲傳唱。農民協會逐步建立起來，開始組建紅軍武工大隊，打擊國民黨和地主武裝。同時，不斷向當局和地主豪紳進行抗捐抗稅，扒地主糧食，減租減息，反饑餓反壓迫等一系列斗爭。群眾自愿報名參加紅軍，不到半年時間，就有300多人報名參軍，紅軍武工大隊大隊長由書記史迎賓兼任，副大隊長史容清，收繳民槍長矛，開展武裝游擊斗爭”。
1931年夏，淮河洪水泛濫，潁上、壽縣、鳳臺等地發生了幾十年罕見的大水災。 洪水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百姓流離失所，哀鴻遍野，而惡霸地主趁機發災難財，反動政府的苛捐雜稅，日日增多，階級矛盾激化，武裝斗爭，一觸即發。
1931年8、9月份成立的壽鳳游擊大隊，曹鼎任大隊長，鳳臺縣委書記唐志遠任副大隊長，中央特派員李英任政委。11月3日，潁上縣黃家壩農民協會在壽縣游擊大隊的協同配合下，發動了黃家壩暴動，中共史大郢區委的武工大隊部分黨員和農協會的群眾參加了此次暴動。幾個小時的激戰，子彈打完，進行肉搏，但終因敵眾我寡，曹鼎、李英、唐志遠等人壯烈犧牲，史大郢區委損失慘重。
這場悲壯殘酷的黃家壩農民暴動失敗后，曹鼎的戰友，共產黨員仇西華為悼念死難烈士曾挽詩一首：
血染黃家壩草紅，
追念先烈恨無窮。
漫云赤化千家悅，
哪料曇花一現空？
家室天涯哭望苦，
流民滿野號哀中。
何日紅旗飄皖北？
喧天鼓樂吊諸公。
史學先說：“在黃家壩戰斗中犧牲的史大郢黨員和武工隊員，由于年代久遠，都沒有留下姓名。我1963年至1964年在潁上縣焦崗湖農場一隊工作，離黃家壩不遠，曾找當地老人訪談，他們都含著眼淚說出當時的慘烈情景，個個豎起大拇指，稱贊壽縣紅軍，英勇不屈，不怕犧牲。為了緬懷革命先烈，1985年潁上縣在黃壩子大橋以南樹立了‘黃家壩暴動烈士紀念碑’”。
五
如果從空中俯瞰，千年古鎮正陽關躺在淮河、淠河和潁河交匯的臂彎里。如果沒有巨龍般南堤的阻隔，每到六、七月份漲水的季節，真的岌岌可危。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當時，壽縣最大的商業要算正陽關的糧行和油鹽雜貨，正陽關既是全縣交通（水路）要道，又是全縣經濟中心。1929年冬，中共中央在安徽建立一個交通站，下設正陽關、舒城、潛山和六安四個分站。正陽關分站站長是壽縣中心縣委書記李樂天。他在正陽關南大街馬家行租用一間房子開了一個香煙鋪作為聯絡處。1932年農歷四月，分站向中央提供情報：國民黨第11軍不久將到正陽關駐防，正陽關有大批的食鹽、西藥和布匹，當時蘇區特別需要這些物資。中央決定搶在國軍的前頭，派紅二十五軍北征正陽關。
“紅二十五軍七十三師在劉士奇的率領下，于農歷四月初六（1932年5月11日）從六安晁大巷出發，沿淠河揮師北上，經過一夜的急行軍，翌日直取正陽關，在交通分站和當地黨組織的協助下，劫富濟貧，沒收了地主、豪紳和資本家的財物，分給當地的貧民。同時，把斗爭的火焰燃燒到附近的農村。這時關東一帶的地下黨組織，發動農民協會和貧民群眾，攻打了史大郢、大西圩、牛家堆房等幾個地主莊園，開倉放糧，收繳槍支。紅軍在正陽關駐了三天，臨走時將沒收的部分西藥、食鹽、布匹等物資運往蘇區。（《壽縣革命史話》黃山書社）
四月里來麥子黃
紅軍來到俺正陽
打一仗來勝一仗
打的白狗子叫親娘……
“正當紅二十五軍到正陽的時候，正陽附近的史大郢黨組織拉起了一支游擊隊，領導并掩護農民群眾進行扒糧斗爭，不僅解決了春荒群眾的生活問題，而且有力地配合了紅二十五軍的軍事行動。壽縣的游擊武裝斗爭，曾一度開展得轟轟烈烈，但經過1931年瓦埠暴動和黃家壩戰斗的挫折，武裝力量遭受了慘重的損失。縣委清醒地認識到游擊隊的軍事素質和武裝干部的重要，因此，決定曹廣化帶領史大郢的這支游擊隊到蘇區去，接受紅軍的正規訓練和戰斗考驗，然后回鄉發展武裝力量，開展武裝斗爭。紅二十五軍離開正陽時，曹廣化帶領七、八十名游擊隊員進入蘇區參加了紅軍”。（《中共壽縣黨史人物 曹廣化》中共壽縣縣委黨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史臺昭老人說：“不料，紅二十五軍在撤出正陽關回去的路上，在壽縣迎河集與霍邱境內的國民黨徐庭瑤部相遇。戰斗中紅軍遭受很大損失，史大郢游擊隊奉命在淠河東迎擊國民黨部隊，護送紅二十五軍過河南撤。在這次戰斗中，史大郢區委的骨干黨員中，光我們史姓犧牲的烈士就有史載權、史寅寶、史開剛、史政昭、史錢昭、史某昭六位紅軍骨干，剩下的人，包括史迎賓、史慰民等，編入紅二十五軍序列，開往大別山區打游擊，一路上遭遇敵軍圍困攻打和饑餓疾病，死的死，傷的傷，散的散，史大郢區委最后真正成為紅二十五軍的人數已經不多”。
“到達大別山后，史迎賓任紅二十五軍第一團政委，史慰民任軍宣傳部長，史容清任警衛排長。但是，張國燾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對紅軍隊伍中的知識分子進行迫害。史迎賓、史慰民、史容清三人，既是宗族弟兄，又是同學，更是共同建立史大郢特支的同志。他們知道形勢不好，秘密商量，必須每天晚上見上一面，互相了解情況。結果三天晚上沒有見到史迎賓，就知道出事了，史迎賓被秘密殺害。史慰民于是想出了一個絕招，為了活命，裝瘋賣傻，就像《紅巖》書中的華子良一樣。終于尋找到一個逃跑的機會，歷經千辛萬苦，逃回壽縣蘇王壩北杜家橋油燜里的親戚家躲起來，三個月不見天日。解放后，史慰民任迎河區民政區員，配有手槍，1959年逝世。史容清在一次行軍途中突患傷寒病，因為傳染，被送到當地百姓家中療養一個多月，病情好轉，身體恢復，已找不到部隊，干脆回家，他會織土布，解放后在外面靠織布謀生”。
六
史大郢小學因為地處偏僻，前幾年合并到河壩小學，離小學不遠的響水壩西500米處，有一片蒿草崗頭，上面立有一塊青石碑，上寫“曹靜烈士之墓”，墓碑中間開裂，但沒有斷開，仍然聳立在草叢中，碑前有一束干枯的花朵，同行的村支書告訴我，那是清明節河壩小學師生們前來祭奠留下的。
曹靜烈士的家在瓦埠湖畔的小甸集，而烈士的英靈卻長眠于瓦西的安豐塘畔。1931年，壽縣游擊大隊在配合潁上縣黃家壩農民暴動中，正副大隊長和政治委員及大部分的戰士壯烈犧牲，只有小部分的隊員突圍出來，史大郢區委的力量損失很大。面對這種情況，區委覺得有必要與上級黨組織取得聯系，尋求支援。于是，派史開順、史良昭到中共皖北中心（壽縣）縣委駐地瓦埠鎮，時任中心縣委書記的曹廣化親自帶領曹靜同志到史大郢區委來幫助指導工作。
史臺昭老人說：“在史大郢，‘巾幗不讓須眉’。史全清和史學胡，她倆是蕪湖女子師范（相當于高中）回鄉學生，年齡18歲左右，當時都稱為史大郢兩個‘洋學生’。1932年4月，紅二十五軍北征正陽關前，史大郢區委奉命就近為紅軍籌備糧食。有一次，區委在曹靜的組織領導下，到戈家店的楊廟村楊九大地主家去打土豪、分糧食。過了幾天，楊家勾結國民黨反動派和一些土匪來史大郢進行報復。那一天，曹靜同志和史全清到蘇王壩去聯系工作，剛走到史大郢北邊叫響水壩地方，被楊家地主帶來的人追上。楊九舉槍就打，被機智勇敢的史全清用手把槍托起， 結果子彈把史全清的耳朵打穿，鮮血直流，昏倒在地。楊九以為史全清已死，第二槍打中曹靜左胸，曹靜壯烈犧牲。史全清蘇醒后，到申橋西邊的史小圩躲了三個月才敢回史大郢”。
“曹靜同志犧牲后，曹廣化住在史大郢史載權家，每天深居簡出，區委有什么事情，都是曹廣化和史開順研究后，派史全清、史學胡去送信聯絡。到了農歷十一月份，曹廣化書記的腰部突然生瘡，民間俗稱腰疽，病情十分兇險，當時沒有抗生素之類的西藥，史學胡幫助找到一位中醫，用祖傳單方，調制膏藥，外用敷貼。已經隆冬，天寒地凍，而曹廣化身上只穿了一件單衣，史全清上街買了棉花和粗布，自己動手，給曹廣化縫了一條灰土布棉褲，曹廣化被感動得熱淚盈眶”。
七
1932年5月下旬，紅二十五軍，離開正陽關之后，作為當時瓦西重要的革命根據地，史大郢區委黨組織遭到了嚴重破壞。國民黨反動派多次對史大郢區委進行圍剿，對區委領導和黨員進行瘋狂搜捕。由于大批的黨員都跟隨紅二十五軍開赴大別山，留守人員都躲藏起來了，他們沒有抓到人，于是，狗急跳墻，將史大郢百余戶人家的財產洗劫一空。
史臺昭聽母親說過，紅軍走了，婦女兒童，留守在家。一次，國民黨縣大隊的人馬路過史大郢，正值晌午，要求家家戶戶燒鍋做飯給他們吃，知道他們來者不善，恨得牙根發癢，但還是要硬著頭皮干活。乘長官不在，母親畢英照和史全清、史學胡等幾個宣傳隊員，給小兵子們唱《兵變歌》：
不打鼓來不敲鑼
叫我唱個兵變歌
工農人細細聽清楚
有錢人吃的魚和肉
窮人吃的菜糊糊
親愛的兵友們
快快起來干革命……
區委書記史迎賓等離開家鄉隨紅二十五軍到大別山區后，從1932年7月到1934年9月，周慶宣擔任中共史大郢區委會書記，史開順任區委委員。區委會下轄：史大郢支部、袁家湖支部和蘇王支部三個支部。當時史大郢區委面積很大，方圓有50余里，東至老廟集，南至雙門鋪，西至枸杞，北至梨樹。
史臺昭老人說：“1934年4月和1935年5月，前后不到一年，史大郢又遭了兩次滅頂之災。國民黨反動派火燒史大郢140多戶人家，史大郢村莊幾乎被燒盡，所有的人都跑了，尤其是當時的史大郢區委所在地的史大郢小學，校舍盡毀，一片廢墟，燒得只剩下一扇黑乎乎的大鐵門。史大郢男女老少，四處逃難，投奔親戚。當時，史姓的人都不敢說姓史，因為國民黨見到姓史的人就殺，只要是史大郢的，就被認定為共產黨，他們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那時，我才幾歲，母親畢英照機智勇敢，當天下著傾盆大雨，抱著我踏著泥濘的小路，把我送到董家郢大姑媽家，我這個紅軍后代才躲過一劫”。
史學先老人說：“1954年，我10歲那年，親耳聽史景初老太講給我聽的一件事： 史大郢的劫難，引起一個叫史景初前輩的重視。他從西安交大畢業后，在西安一家被服廠當主任，他費盡心機，幾經周折，找到在國民黨國防部當秘書的同學，通過他又找到南京警官學校任教授的史云樸老先生，花掉自己的積蓄，多方努力，才拿到國防部的一紙信函，史大郢才免于再次被劫�！蔽耶敃r還問了一句話:“老太您當時花掉多少錢?”他笑著說:“花了五百塊銀元，是我十年薪水的結余”。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后，國內的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壽縣也掀起了團結起來，一致抗日的熱潮�？h境內的革命力量，轉移到淮南路東抗日根據地，建立縣級抗日民主政權。抗戰期間，壽縣的武裝力量加入新四軍，在縣境內開展了英勇的抗日游擊戰，直到抗戰勝利。
八
1984年我從學校畢業，分配到雙橋區中心衛生院當了一名中醫，醫院里還有一位在當地享有聲譽的老中醫，他叫施玉恩，人稱“老施先”。施老尤擅兒科，兒科又叫“啞科”，由此可見，施治之難。早早晚晚，“老施先”家里都是擠滿了求診的人，小兒啼哭，鬧作一團。他的夫人，忙前忙后，總以笑臉相迎相送，從來不嫌麻煩。那一年，我中專畢業，結束了我人生的求學歷程，而他們的小兒子卻夜夜掌燈，正在備戰當年的高考。
直到今年，我才知道，當年朝夕相處的“老施先”，他的夫人就是史大郢的女兒，叫史云宵，是中共史大郢特支的創始人、區委書記、烈士史迎賓的女兒。
從縣中醫退休的施文玲是史迎賓烈士的外孫女，她告訴我：“外公在大別山犧牲后，外婆把母親從史大郢帶到團城子的娘家，娘家姓洪，家境富裕，為人仁義，二話不說，安頓娘倆住下。從此，幾個舅舅們爭著幫助撫養烈士遺孤，供她上學讀書，教她做人。上世紀40年代末，母親就是團城子小學的老師。她在課堂上，經常講到團城子區委的革命史，這里曾經是中共壽縣第一屆縣委會的駐地，外公史迎賓烈士生前就經常在這一帶進行黨的秘密活動等。解放初，政府曾經安排烈士遺孤上學，到省委黨校培訓學習，母親史云宵當時因為懷有身孕，沒有成行，失去這次機會。以后就一直在小學當教師，直至退休”。
提到烈士證書，施文玲說：“現在也不知弄到哪去了，多少年都沒有找到。不過，對于我們家來說，有這個榮譽就行了，有沒有證書無所謂。因為這個證書，媽媽史云宵在世的時候，還惹她生氣。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政府對烈屬有安排工作上的照顧。我家兄弟姐妹都已經有工作了，不需要政府安排，我們全家從來沒有因為外公是革命烈士而向政府提過任何要求。但拐彎抹角的親戚們知道后，紛紛找上門來，索要證書，要求幫忙，統統被我母親拒絕，得罪了許多親戚”。
人高馬大的史學代氣喘吁吁地來到了大樹村委會，他把一張卷得皺巴巴的紙攤開，這是他爹爹史載權烈士證書的復印件。站在一旁的史學先老人說：“這是后來補發的，史載權原來的烈士證書非常漂亮，1980年我和大樹小學校長史凱昭叔叔到東大郢史亞昭(烈士史載權兒子)那去拜年，我親眼看到史載權的烈士證書。上面有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私人印章，二枚印章很大，正方形，直徑約有5厘米，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的公章”。
史學代笑嘻嘻地說：“我家過去是地主，聽老人們說，解放前的地主，也分三六九等的，我們這里的地主，也僅僅能吃飽肚子，余幾個錢，供孩子們讀書，到外地求學。我爹爹史載權從上海求學回來，我們全家只知道他在史大郢小學教書，沒想到暗地里在鬧革命。他在迎河集戰斗中犧牲了，奶奶娘家在板橋集西的畢墻，當年國民黨圍剿史大郢，她帶全家跑到娘家躲過劫難，好不容易延續根脈。解放后，政府照顧烈屬，給個名額，要我到烈士小學去讀書。因為我是家里的‘長孫’，奶奶怕有閃失，堅決不愿意，舍不得送我去。結果弄得我一輩子‘大老粗’，只能在家里種莊稼”。
過了一會兒，村干部又把在田里干活的史臺方叫來了，他“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當我們問起他的叔叔史學俊烈士，他才緩過神來。說：“從小聽姑姑說過，我們家里窮，二叔史學俊娶不起媳婦，就把我討給他，他犧牲時才20歲，我還沒出世”。看到史學代拿來爹爹史載權烈士證書，他說他們家從來就沒有發過證書。在一旁的史學先說：“你叔叔史學俊只是紅軍武工大隊一般戰士，史大郢像他這樣的人很多，甚至犧牲了沒有留下姓名，屬于無名英雄”。
史臺昭老人告訴我：“曾經給曹廣化縫過棉褲又給他找中醫治療腰疽的史全清是我的小孃，她后來嫁給中共團城子區委一個地下黨叫徐錦忠，鳳陽五中畢業，是個文人。后來國民黨把他逮去安慶關了六年，受盡磨難，堅強不屈。但臨到要槍斃的時候，他們把我小孃和兒子帶去，要他當著娘倆的面講清楚。在娘倆撕心裂肺的呼號哀求下，他結果自首了。此事成了小孃一生的隱痛，幾十年來，直到去世，她都不曾開口講述”。
1984年中央下達政策，落實紅軍遺補。在晚輩們的一再催逼下，她才口述往事，讓別人替她寫了一封尋求證明的信，寄給在北京的曹廣化將軍，時任中央軍委部級領導干部的曹廣化已經離休，接到來信，曹廣化親自用毛筆豎字寫了一封回信，史全清先輩這才辦好了紅軍遺補事宜。后來，把這封信交給了縣民政局原局長李永安，現保管在壽縣民政局檔案室。史全清于2008年去世，享年97歲。
九
離開史大郢的時候，我的心情很激動，也很復雜。中午時分，初冬的太陽一掃覆蓋在田疇村舍上的霧氣，我眼前的史大郢跟附近任何一個村落沒有兩樣。但史大郢給了我一種神秘感，越往深里去，越感到有一種力量的推動或吸引。當拂去歷史的煙塵，我離那個真實的史大郢又近了一步。
中共史大郢特支是瓦西地區最早的紅色根據地，為什么解放后沒有建立起來？原因相當復雜。史臺昭老人說：“首先，這一批史姓英烈，尤其是幾個特支創建的核心人物如史迎賓、史載權等，都犧牲得太早了。幸存下來的人，解放后沒有一個成長為高級干部，沒有人有能力能出面操辦此事；其次，當時這些犧牲的史姓烈士中大部分都是知識分子，家庭成分高，出身地主，解放后，子女們尋求自保，不敢宣揚�，F在看到的幾位史姓烈士證書，還是史載權長子史亞昭在我再三鼓動和催促下，找到時任1949年壽縣縣委書記的董積賢，由他出具證明，才辦成的。
自古亂世出英雄，也出“孬雄”。“孬雄”是罵人土語，史臺昭老人說：“1936年史大郢出了叛徒，叫史光霞。綽號‘小紅眼’，有一次，他耀武揚威地從保義集回史大郢，腰里別把槍，人們都講，怎么幾天不見，他‘棒’了嘞。原來，1936年國民黨縣黨部成立‘清查委員會’，他跑去自首，求個官當，給他配了盒子槍。據說，凡是‘官爹爹’以下的近親他沒講，其余的全部出賣，包括1932年7月至1934年9月擔任史大郢區委書記的周慶宣和委員史開順等人，全部被抓。由于區委又一次受到嚴重破壞，在1938年11月至1940年4月期間，區委組織不再健全，沒有書記、委員等任職，只有負責人史培書�？箲鹌陂g，縣境內的革命力量向淮南路東轉移，史大郢區委停止工作，不再見諸黨史資料，從1928年成立到1940年，中共史大郢黨組織從特支到區委，歷時13年。叛徒史光霞解放后被鎮壓”。
史臺昭老人最后遞給我幾頁紙張，他在上面寫到：
“歷史是悲壯的。中華民族的歷史中，有多少仁人志士、社會賢達，他們為了改變落后現狀，推動社會前進，為了拯世救民、民族生存，為了正義事業、人類進步而拋頭顱、灑熱血，前赴后繼，英勇犧牲，譜寫下不屈不撓的、可歌可泣的壯麗詩篇”。
“歷史是無情的。有多少英雄豪杰，革命志士，他們戰死在疆場，殺身成仁，伴隨滾滾前行的歷史車輪，無數人的犧牲，滄桑里積淀著太多歲月的沉重，泥沙掩蓋住歷史的原貌”。
“然而，歷史是公正的。在歷史長河的驚濤駭浪中，真金白銀，得到驗證。正如粟裕將軍在《激流歸大�！分姓f的：‘這支隊伍經過嚴峻的鍛煉和考驗，質量更高了，是大浪淘沙保留下來的精華’。就像在歷史長河中洗凈沙石，去掉雜質，中共史大郢特支在激烈的革命斗爭中經受考驗、篩選�！�
史大郢現在叫史家大樹。在這里，我沒有看到傳說中的那棵大樹。我想，秘密革命的年代，最忌樹大招風，這些革命先烈們注定只能長成一棵棵野草，在大地上蔓延，貼著堅厚的地皮，一旦遇見火種，燃燒起真理的熊熊烈火�！耙盎馃槐M，春風吹又生”，當春風又度，在頑強生命力的感召下，又踏上了草地盡頭新的征程。
圖一：史大郢小學舊址。
圖二：史大郢小學校長史載權烈士證書。(特約撰稿 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