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情，古來有之，人皆有之。“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是古人詩句。予已是八十老者，離休以來，依依思鄉之情難以釋懷。或月明之夜，或掩書小憩之時，或在睡夢之中，生活在故鄉的那個年代、那個環境、那時的人和事一幕幕輪番出現，似真似幻，此消彼長。恰逢“小甸特支”成立八十周年紀念，縣委囑建家父曹淵烈士故居紀念碑，又撩起我的故鄉情懷，隨命筆草擬“三烈士故居銘”一文，幸被采納，作為碑文。然面對與故居相連的浩瀚史產，數尺碑石，措筆一支，實難盡情懷。因而促我再寫故居回憶，以補銘文之難為，而消遠念。
故居的來源
淮河之濱，壽縣境內，瓦埠湖畔，有一自然村落名曹家崗，三烈士（即曹淵、曹云露、曹少修）故居就在這里。曹姓在這一帶是大姓，散居在小甸集（鎮）周圍的數十個村莊里。現在的三崗村即是曹家崗、王崗、邢崗的總稱。曹家崗和周圍的村莊一樣，土墻上支起幾根木頭，上面鋪上茅草，便是房屋。那時只有地主、官僚和祠堂才能蓋得起磚瓦房。曹姓沒有幾家地主，特別是沒有當權派大地主，多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貧苦農民，和其他氏族勞動人民一樣，極具反抗精神。1923年冬小甸集即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小甸黨支部，曹家崗人民、小甸鎮周圍數十里村莊的人民，從此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下，英勇獻身，前赴后繼。這里是大別山蘇區的外圍，歷來屬革命武裝活動的游擊區，當年到小甸集趕集的人，經常聽到人們議論說，只要到曹家崗，你閉起眼睛摸，是曹家崗的人，十之八九是共產黨員、游擊隊員。曹家崗是游擊區內的赤色村莊，從共產黨成立到人民共和國建立，僅20來戶的曹家崗，從我父親曹淵開始，就有8位烈士為革命而犧牲。
曹淵故居（即三烈士故居）原來是在曹家崗村內，后來遷到村邊的園子上，所謂“園子上”，即是種菜的菜園子，為什么原居住曹家崗村內，后來又遷到村外，這與三烈士之一的曹少修的早期革命活動有關。三烈士，即曹淵、曹云露、曹少修。曹少修是曹淵的二哥，曹云露是曹淵大哥曹興寬的兒子。曹淵的父親，名曹守身，育有三個兒子，即長子曹興寬；次子曹政寬，字少修；三子曹郡寬，字淵。曹守身繼承祖業攜子女住村內。他粗識文字，極具正義感，支持兒孫革命，主張兒孫讀書。1911年辛亥革命，壽縣革命者高舉“淮上軍”義旗，響應武昌首義，曹少修率鄉眾入淮上軍，據壽縣古城，攻蚌埠，進阜陽，所向披靡。后南北議和，部隊解散，少修返村設館教學。1913年討袁之役，復起兵參與討袁。失敗后遭通緝，被抄了家，房舍被毀，家人四處逃難，流離失所，且殃及鄰里，遭受埋怨。村外菜地有茅屋兩間，祖父曹守身權且安身于此。后來又加蓋了兩間草屋，全家即定居于此。定居在園子上是有道理的：第一，此地與村內有一段距離，有池塘、水溝相隔，進出來往，與村內無涉，進行革命活動，牽連不到鄰里。第二，也便于保密。就全局來看，曹家崗遠離反動統治中心，南去合肥，北上壽縣縣城，均在百里之外，是統治勢力較為薄弱的地方。
1923年在原房屋北面蓋了新屋四間。是年曹淵結婚。
1939年葉挺軍長江北之行，偕同張云逸、朱克靖同志轉道來故居探望曹淵烈士親屬，朱克靖曾著文記載故居：
希夷……袍澤情深，舊雨關懷：在北伐時代其部屬營長曹淵同志陣亡于武昌城下，因繞數十里存問其孤孀、父母兄弟。至其兄與八十歲老父已鵠候于門外，入其室則見蛛網四掛，環堵蕭然。室中墻壁均行傾倒姿勢，幸有多數木柱支撐，不然恐難保朝夕。這或許就是革命者之家罷了。少頃曹妻出見，并雙手緊持一個密密封存完整的紙包交給希夷。檢視結果一一皆為其亡夫生前與其好友合影的遺像。此時曹妻肅立，雙目直視，容顏慘淡，呆若木雞，若不勝其情懷愁苦之思，希夷當以好言安慰，并擔任照顧其現在××求學之孤子。臨行贈給曹妻及其老父母各一百元。這款對曹家雖止小補，但在今日這樣貧困的我們也倒算是一筆大款了。
1943年日寇占領小甸，視故居為眼中釘，拆毀四間主要房屋，木料拿去修造碉堡炮樓。
解放初期，返里探望，最初數間茅屋尚在，后來是什么年代倒塌，未再詢問了。從1913年討袁之役算起至解放后止，烈士故居存在于世約半個世紀，這是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的火紅世紀，是翻天覆地的世紀。在故居、在曹家崗、在小甸集留下難以磨滅的歷史篇章。
朦朧的記憶
人們常說“記四”“記事”，意思是說，孩子長到4歲時就可以記住事情了。我的感覺，四五歲時是留下了記憶，但它是模糊的，只能稱之為朦朧年代，有些事是在許多年以后才知道它的原委。我兩歲喪父，家境也不是平穩的。但是幼兒時代的家族給我的感覺卻是溫暖的。故居的一切印象也是美好的，給我留下了綿綿思緒。故居前面的一排是老宅，后面一排是新屋，之間是很大的院子，緊靠老宅有三棵高大的椿樹，東邊的圍墻內是一棵比椿樹還要大的桑樹，就這樣四棵大樹的樹蔭，也只能遮蔽院子空間的一半。在院子西邊的圍墻內有一棵木瓜樹，樹上結的木瓜很香，秋后摘下來放在室內，散發陣陣清香。木瓜樹旁還有一棵松樹，據說都是父親生前所栽。
沒有父親對孩子來說是一件大事，可是我是什么時候才知道沒有爸爸的，實在找不到一個起點，誰也沒有告訴過我沒有了父親，只能是在時間的逐漸推移中，由朦朧到明白，人人都有個爸爸，而我平時叫他爸爸的，原來是我的二伯父，并不是我的爸爸。平時我叫“大大”的（此地民間孩子們往往稱父親為“大大”），也不是我的父親，而是我的舅父。看來，從母親到伯父母、祖父母，全家都在向我隱瞞父親已經去世這個事實，以免過早挫傷我正在成長中的心靈。幼兒時期，最喜歡媽媽帶著走親戚，到姥姥家去，但是有一次走親戚不太一樣，也最高興，去了一處未曾去過的地方。這天晚上住在我稱呼為“三奶奶”的家里，三奶奶對我們的到來很熱情，殺了雞，忙乎到很晚才吃飯。晚上睡得不好，跳蚤太多。這件事給我的印象很深，直到解放后，在閑談中向我的母親提起，母親才告訴我，這是在“跑反”。反動派要“下戶”抄家、抓人，幸虧得到消息早，才有時間做了充分準備。母親的話，揭開了在朦朧美好記憶的背后，掩蓋著的極其恐怖的事件；也讓我深刻感受到了母親和祖父母在承受驚險中維護我天真幸福的良苦用心。在我天真無邪的印象的背后，潛藏了多少險惡、苦難？
還要提一段幼兒時期的記憶，在家中墻角旮旯里，我曾經發現了我未曾見過的一雙破皮鞋，鞋底已經彎曲變形，而且邦邦硬，看起來是鞋子，可是這種鞋子怎么穿呀！我拿回來問母親，她證實，這的確是皮鞋，只是扔在外邊風吹日曬變形了，是我的“伯伯”在上海穿舊的破皮鞋，不能再穿了。啊！這是曹少修從上海回來留下的痕跡。
歷史資料記載，曹少修兩次到過上海，一次是在1908年，時年22歲，經張樹侯先生推薦報考安慶陸軍小學，因眼疾未考取；之后到上海，在上海入同盟會，從此，即致力革命活動。1923年，少修曾經和胡萍舟（即胡允恭）、李坦、曹淵四人在上海活動，留下了一張十分珍貴的照片。
這里要介紹張樹侯先生，不僅曹少修早期革命活動和樹候先生相關（如上述報考陸軍小學），而且家鄉許多青年走向革命都與先生教導鼓勵有關。樹侯先生是位激進的民主主義者。1904年，他和柏文蔚會同太和黨領袖郭其昌準備聚集萬人起義，但未成功。辛亥革命時積極協助淮上軍首領張匯滔組建淮上軍，取得軍事上的勝利。辛亥革命前后安徽許多革命斗爭與先生有關。先生又是壽縣當年知名的學者，研究小學，工金石，善書法，是遠近知名的書法家。當年他和柏文蔚均為“壽縣四才子”之一。樹侯先生的故居在曹家崗村西的邢家崗，兩村相距僅3華里，民國以后，他居家設館教書。父親曹淵即跟隨先生讀書，附近很多青年都先后在樹侯先生處讀書，受其思想影響，他的學生多走上革命道路。除曹淵外，尚有曹廣化、曹云露、曹鼎、曹廣海、陶久仿、孟靖、方英等烈士。父親曹淵學習成績很好，書法也很好，很受先生鐘愛。關于曹淵和樹侯先生之間親密的師生關系，我曾多次聽到鄉間傳說。因為先生是書法家，鄉間求字的很多，但先生脾氣有點古怪，往往不知原因就被拒了回來，但你只要找到曹淵去請先生寫字，就會獲得成功。兩家也時有來往，記得我家堂屋里掛過中堂即樹侯先生所書寫的篆書。家人告訴我，我的名字“云屏”即是先生所起，另外還起了一個乳名叫“東黎”，意思是黑暗即將過去，東方黎明在望。其時曹淵正在黃埔軍校學習，這個名字既是對曹淵的祝賀，也是對曹淵的希望，更是對當時革命大好形勢所抱的希望。先生當時是很開心的。樹侯先生為我取了名字，遠在黃埔的曹淵并不知道。在黃埔軍校登記表上填寫家屬欄目中，父親還為我取了一個叫“云燦”的名字。前兩年，一位熱心歷史的同志為我找出了這張表格，這時才知道我的父親還為我取了另外的名字。
淮上中學補習社
令我母親難以忘記的是一位很洋氣的女學生來到了家里，此人名叫方昕，大家都叫她小方。她的丈夫是吳云，鳳臺縣人。小方是瓦埠人，陪她的丈夫到“小郢子”辦學的，母親接待了這位貴客，晚間在母親的房間休息。這樣的女學生在閉塞的農村是少見的，在村內引起了轟動。所謂小郢子辦學，辦的就是“淮上中學補習社”。1924年暑假，在上海大學學習的胡允恭、吳云等六位同志，奉上海大學黨組織的指示，回到壽縣、鳳臺開展革命活動。當時壽、鳳兩縣失學、失業學生較多，他們決定利用這一條件辦學發展組織。他們選擇了“小郢子”為辦學地點。小郢子（此地習慣上把村莊稱為郢子，大村莊稱為大郢子，小村莊稱為小郢子）在曹家崗正南方約3華里，是曹子善的家，有可以辦學的房舍。初時籌劃在故居的前屋（老屋中有一間是客廳），后來逐漸搬到了小郢子。
張如屏在回憶陶淮烈士的文章中說道，“他（陶淮）親自介紹我到李坦（又名李欣才）家里去讀改良私塾，李又先后介紹我到小甸集曹少修辦的淮上補習社和鳳臺縣白塘廟吳震家辦的淮上中學補習社學習”。這里明確提到曹少修辦的淮上補習社，這是當時習慣說法，實際決策人當然是上海大學回來的同志。但辦學地點的選擇、經費籌集以及學員住宿等問題，就落在曹少修的身上。少修年長，是這批革命青年的長者，在當地也有一定聲望，由他牽頭料理這些，對同輩人來說是順理成章的。這才有所謂曹少修辦的淮上補習社的說法。
據《壽縣革命史》一書記載：“淮上補習社共招收三四十名失學青年，講授《社會進化史》《唯物史觀淺說》等，介紹國內外形勢，并引導學生閱讀《憫農》《蠶婦》等反映社會生活和階級矛盾的詩句。”這些學生經過3個多月的學習，紛紛要求參加革命。曹少修、李坦入了黨，曹云露入了團。補習社里建立了黨支部，其中胡允恭任黨支部書記。同年11月，胡允恭奉調返校，吳云等離開壽縣到鳳臺白塘廟繼續辦學。
一場虛驚
1923年年底或1924年年初，曹淵和李坦同行去上海。李坦先到了曹家崗，是從我家起程的。這點母親記得很清楚。李坦比曹淵小一歲，差不多和曹淵同時期結的婚，他的妻子此時已有身孕。我母親也有孕在身。李坦來到我家里后，開起了玩笑。說如果將來兩家的孩子出世，是一男一女，就結成親家。他們到上海后，曹淵在上海考取了黃埔軍校，又到了廣州，李坦則回到安徽壽縣。1924年夏，李坦和他的改良私塾的學生一起入小郢子淮上補習社，還不時來曹家崗。在廣州學習的曹淵也時有信息傳回。
1925年革命形勢發展很快，包括胡萍舟、曹蘊真、徐夢秋、薛卓漢等都來到廣州，曹淵軍校畢業后即參加了第一次東征，回師平定楊（希閔）、劉（震寰）叛亂，6月回到廣州。6月23日廣州各界10萬人為支援上海發生的“五卅運動”游行示威，沙面英軍開槍，造成了游行群眾52人死亡，170多人重傷的慘劇，史稱“沙基慘案”。上海《申報》當即刊載了沙基慘案的消息，其中提到黃埔軍校軍官曹石泉當即犧牲。這引起了家人的極大驚慌，因為曹淵又名曹溥泉，參加示威游行的黃埔軍校學生軍為第一團第三營，曹淵正是在這個第三營，也參加了示威游行，所說情形很像是曹淵，全家人都提心吊膽，母親更是惶惶不可終日。祖父安慰說，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得是，何況還相差一個字。未幾，證實了犧牲者不是曹淵。曹石泉是三營營長，海南島人。一場虛驚終于過去。
智 斗
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以后，曾經在大革命中站在斗爭第一線的共產黨人被打入地下，他們從武漢、廣州回到了壽縣，在農村發動農民、組建游擊隊，開展武裝活動。游擊隊籌辦的槍支、子彈，經常隱蔽在我和母親居住的屋內的床底下，有新步槍，更多是舊式步槍，什么湖北條子（即漢陽兵工廠所造）、老套筒子。我母親是寡婦，按鄉下的規矩，寡婦的屋內閑雜人員是不能進去的，放在這里，便于保密。這樣，每當放學回來，夜晚就是玩弄槍的時候，拆卸再安裝，拆、裝，裝、拆，使我對槍支熟悉了起來。母親不怕我擺弄槍支，就擔心我在外面說走了嘴，不能保密。這是全家性命攸關的大事。
一天上午，祖父突然進來說：“趕快！趕快把槍拿到前屋（客廳）去。”我很不明白，愣在那里。比我大兩歲的堂兄云青拉我進去，幫我拿出了保存在床底下的七八條槍，并告訴我，國民黨軍隊已經到了南崗上，很快就會進村子了。聽了這句話我更不明白，而且害怕了。我想，大概會有人把槍拿走。到了客廳，只見伯父從大郢孜（我們的住宅叫園子上，原村叫大郢孜）喊來了幾名壯漢子，正在墻上釘木樁，見我們拿了槍來，接過一支掛在木樁上試了試，說這就可以了。這樣釘好了木樁，把長短不一的槍支一排兒掛將起來，并吩咐我母親趕快燒茶待客。我依然不明白這是在做什么，走出門口一看，軍隊已經到了大塘埂上了，回頭一看，伯父穿上了長衫，帶著村內來人，走向村口，迎接客人。
一共來了20來人，約半數轉向大郢孜，一部分來到了客廳，有幾人越過客廳二門，向院內里屋窺視。可是進得門來吸引他們注意的還是墻上掛著的槍支。
“啊！這槍掛得很整齊呀。”是驚訝也是探詢。
祖父在指使家人倒茶敬客，胸有成竹地笑了笑說：“這是村里保家用的幾支槍，白天人們都到田間做活去了，只好掛在這里。槍支管理得不好，請長官檢查。”祖父已是60開外的老人了，這話使人聽起來似乎是帶過兵打過仗的行家。
“客氣，客氣。聽說昨晚這里狗叫得厲害，好像有匪徒在活動。”
“昨晚這里東北方向狗是叫得厲害，倒也沒有其他情況。”伯父回答。
“十個八個蟊賊不敢到我們這里來的。”祖父不無示威似的說，“我們村里的青年是齊心的。打起來不會裝孬。當然，有情況會很快到鎮上報告的。”
正在議論中，到村內的十幾個兵趕了回來，氣喘吁吁地站在門外，為首的一位報告說，村內只見到老弱婦女，其他的一無所獲。
頭頭說，有壞人也早已跑光了。
客廳地方很小，進不去了，茶壺、飯碗被搬到門外場地上，大兵們喝足了水以后離去。
這些大兵們離開后，祖父急急忙忙奔向自己的房內，從他的枕頭底下拿出了勃朗寧手槍，不無恐懼地說，實在擔心被他們發現了。如果他們不吭聲順手裝在衣袋里拿走了，就是白丟了。好在他們沒有進內宅。
事后分析，他們還是有目標而來的，但是搞晚了，又是白天行動，潛藏在村內的幾名游擊隊員，早已分散離開了村莊。
我十分敬佩祖父遇事不驚、沉著機智、不卑不亢、應對自如的長者風度。這種駕馭險情的膽略不是一朝之功可以學到手的，他那額頭上的皺紋，記錄了許多我們不知道的驚險故事。
“小人”和“黑老侉”
這應該還是我上小學那個年代的事情。我們家先后來了兩位客人。一位是我和媽媽叫他“小人”，住在后面“更樓”上的。所謂“更樓”類似炮樓，是農家自衛的建筑，獨間兩層，用土坯壘成，扶木梯而上，可瞭望四周。我家的更樓是在房屋的東北角，有小門通往院內。“小人”住進更樓事先我不知道，因為“小人”住進去以后，即不允許他出來，吃飯喝水由人送進去。一天，我突然發現一個人的臉出現在更樓的小門邊，一閃又不見了，我趕緊告訴媽媽有個人在更樓里，媽媽回答說，是位“小人”住在這里，不要害怕。就這樣，我便稱呼他為“小人”。我曾經進去希望和他玩，可是他講的是上海話，語言不通，因而作罷。母親交代：家里來了“小人”的事情，絕對不能向外人說。后來我才逐漸知道，這是黨從上海工廠里挑選的一位鉗工，善造槍炮，派往大別山紅軍兵工廠，一時難以進去，滯留在此。
另一位叫“黑老侉”的，是山東或者河南人，住在客廳，是相當年紀的教書先生模樣的人物，看來他對此間農村生活不習慣，沒有大蔥和醋很不適應，家人讓我到街上去買醋，這對我來說是件新鮮事，我還沒有吃過醋。當我拿著搪瓷杯從商店里買到了醋，順便嘗了一嘗，我實在沒覺得這有什么好吃的，也難以理解這位先生，沒有醋似乎過不去。“黑老侉”也住了不短的一段時間后離去，這人是何方神仙，至今也鬧不清楚。(特約撰稿 曹云屏)（作者為曹淵烈士之子，離休前曾任中共廣州市委顧委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