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抗戰氣節 挺起民族脊梁
近日，電影《八佰》上映，引起國人共鳴，四行倉庫一戰重振了當時淞滬會戰受挫下中國軍民的抗戰士氣。電影中，“八百壯士”英雄而悲壯的奮戰場面讓不少觀影人淚流不止。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為了守住國土，壯士們經受住了生死的考驗，熱血、慘烈、震撼、悲慟……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5周年之際，一部電影把我們重新拉回到那個我們不忍直視但又必須刻骨牢記的傷痛歲月。
這一縱敢于馬革裹尸的“八百壯士”中，一位抱定了捐軀赴國難的勇士王文川有幸存活了下來。他是淮南壽縣人，是“八佰”中的機槍手。不幸的是，老人于2009年在北京病逝。和網上的紛爭評論不同，老人生前對這一戰的回憶遠比世人想象的更加慘烈。9月6日，淮河早報、淮南網記者聯系到王文川女兒王秀英，她介紹：我的父親可能覺著這一仗撤退得有些憋屈，他大半輩子都沒有透露過四行倉庫抗戰半個字，直到去世前兩年，他才向家人和社會公布了這段經歷。
壽縣人王文川是淞滬會戰重機槍手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軍進攻上海，中國軍隊在此與日軍展開了長達3個月的淞滬會戰。四行倉庫保衛戰就發生在這期間，第88師第262旅524團中校團副謝晉元，帶領官兵沉重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中國軍隊的頑強抗擊粉碎了侵華日軍三個月亡中國的圖謀。
據了解，當時謝晉元為了恐嚇日軍，對外宣稱88師有800多人守在四行倉庫內，因此后來稱他們為“八百壯士”，但是實際上守軍只有452名戰士，其中防守一線的重機槍手名叫王文川，籍貫安徽壽縣。淮河早報、淮南網記者了解這一消息后輾轉聯系到了王文川的女兒王秀英，遺憾得知王文川老人已于2009年去世，不過，王文川老人臨終前對這一戰的重要回憶已被搶救性保存了下來。
王文川出生于1918年5月。1933年，為減輕貧困家庭的負擔，他加入到了張治中部第88師262旅524團1營4連，駐守江蘇無錫。
經過四年德系軍事訓練，身形壯實的王文川被培養成為一名優秀的“馬克沁”重機槍射擊手，他所在的第88師也被整訓為精銳的德械裝備師。那個時候，王文川和所有官兵只有一個念頭：“侵華日軍是中國的第一敵人，為了國家和民族的生存，只有消滅它打敗它，別無任何幻想可言！”
淞滬會戰爆發前，王文川隨88師由無錫秘密緊急調往上海。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打響后，王文川隨部隊在上海各處與侵華日軍展開了慘烈的交戰。
“四行”苦戰我父親的戰友當場犧牲
1937年10月26日，王文川接到謝晉元的緊急命令，要求524團剩余人員緊急后撤到蘇州河北岸的倉庫據守。夜晚，王文川扛著“馬克沁”重機槍散件，隨團長謝晉元進入了那座鋼筋混凝土的大樓——電影《八佰》中呈現的四行倉庫。資料顯示，四行倉庫位于上海閘北區南部的蘇州河北岸，它是一座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六層大廈，占地0.3公頃，建筑面積2萬平方米，屋寬64米，深54米，高25米，始建于1931年。它是四家銀行：金城、中南、大陸、鹽業共同出資建設的倉庫，故稱為“四行”。
夜里，王文川與戰友在四行倉庫一層選擇好隱蔽射擊位置，將“馬克沁”重機槍組裝完畢，進入防守狀態。王秀英回憶道，父親生前跟她說起過，當時德國“馬克沁”重機槍掃射時要由3個士兵成為一組共同操作，一個射擊手、一個送彈手、一個射擊副手。王文川身邊的送彈手姓劉，是個不到20歲的小伙子，意氣風發。看到日軍步兵數量很多，步步逼近，王文川雙手緊握機把左右擺動，掃射極其猛烈，小劉為使重機槍供彈順暢，避免卡殼，便欠起上身將彈鏈抬高了一些，但就是這短短的幾秒鐘，小劉因為供彈姿勢太高，被日軍流彈擊中頭部，當場犧牲。“我父親每次說到這件事時，都悲痛不已，年輕的戰友就這樣犧牲在他身邊，他一輩子都忘不了。”在四行倉庫的四天四夜是備受煎熬的，極大地考驗著將士們的意志和忍耐力。王秀英說，她的視力不是很好，但是當《八佰》這部電影上映時，她不顧身體不適馬上購票到電影院進行了觀看。
“太悲壯了，無法想象我父親當時身處的環境。當看到英雄們身綁炸彈從四行倉庫上跳下去的時候，我的眼淚一下子就出來了，我父親那四天四夜是怎么過來的呀，常人難以想象”王秀英說起這些，泣不成聲。
四日后，守衛在四行倉庫的官兵們接受命令，撤退到英租界，繳械進入“孤軍營”。1941年4月24日，謝晉元被害，王文川與其他戰士一起絕食四天，后隨著二戰形勢發展，日軍攻入英租界，王文川被日軍押至蕪湖裝卸煤炭。
1942年底，王文川在他人的掩護下僥幸在侵華日軍的眼皮下逃脫，他沿途要飯奔向陪都重慶。從蕪湖到重慶遙遙千里，王文川一路上破衣遮體，沿街乞討，走了幾個月，終于到達了重慶大坪的陸軍散兵收容總部，并向當局報告了自己是四行孤軍“八百壯士”之一，隨即被確認并提升為少尉軍銜，在重慶警備區任職。
1946年王文川被調往北京陸軍總醫院，任后勤軍需官。在陸軍總醫院任職期間，他結婚成家，先后有了五個子女， 解放后他脫離軍界，成為一名普通老百姓。
這段歷史差點被我父親帶走
2007年之前，王文川從未向子女說起自己就是當年著名的“八百壯士”之一。“父親是個嚴厲的人，很少跟我們說起那一段往事，可能因為太過悲傷。我們每每提起一些，父親就會忍不住落淚。”王秀英說：“老爺子總是喃喃自語，‘我們是奉命撤退的，其實我們想守，我們已經把四行倉庫當成了自己的墳墓，我們是準備以身殉國的，退得憋屈呀’他們進去的那一刻起，就沒打算活著出來。”
“母親去世的時候，我們收拾她的遺物時，發現了父親穿著軍裝的照片。”王秀英說，“我就從網上翻閱了大量的資料，還到圖書館去查淞滬會戰的詳細情況，最后才知道我父親是當年“八百壯士”中的一員。然后，我父親才慢慢向我們透露了那段悲壯的戰事。”
2007年8月，“八一三”淞滬抗戰70周年紀念日之際，王秀英和哥哥一起陪著王文川老人重返上海，祭拜謝晉元和為國捐軀的戰友們，并且回到了分別70載的四行倉庫。王文川在謝晉元的銅像前失聲痛哭，他回憶起謝晉元與他一起抗戰以及在“孤軍營”里教他吹口琴的點點滴滴，心情久久難以平復。
他說：“謝團長，我來看你了，小劉，你安息吧。”一同前往的人們紛紛落淚。王秀英說：“我們在當年的花名冊上看到了父親的名字，謝晉元的日記中，也提到了我的父親。我感到很自豪。”
2009年，王文川老人在北京去世，享年91歲。眾多與王文川素不相識的民眾自發前來為老英雄送行，感激他為這個國家和民族做出的貢獻。
王秀英說，以前我經常聽母親提及我年幼時和家人一起回壽縣的情形，但印象不是很深刻。王秀英很遺憾地表示：“我連自己的爺爺奶奶的名字都不知道，現在提起來就很難受，我特別想找到在壽縣的親人。”采訪過程中，王秀英說道：“電話里，聽到你們的口音特別親切，跟我父親很像，我的根在淮南，我想找到在淮南的家人，替離鄉大半生的父親再回去看一看。”（文中部分歷史資料參考王文川生前受訪回憶）
圖一：四行倉庫（資料圖片）
圖二：王文川年輕時照片（王秀英供圖）
圖三：王文川生前在病中練習站立，他準備到四行倉庫站著向逝去的戰友敬禮（資料圖片）(記者 付莉榮 蘇國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