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文化哲學盡顯楚風漢韻風采
——漢初時代精神的精華（上）
公元前241年楚國最后一次遷都壽春，國運18年。公元前223年大秦帝國的鐵騎，無情碾碎了楚國的最后國祚，嘶鳴的戰馬唱響了楚國的挽歌。曾經位于“春秋五霸”“戰國七雄”之列的楚國從此“香消玉殞”，楚文化一時也被秦文化的浪潮所淹沒。
斗轉星移，世事難料。沒想到不可一世的秦國卻曇花一現，僅存活15年就“流水落花春去也”，被“拔劍斬蛇”的梟雄劉邦所取代。
壽春古城這座曾經的楚國郢都，在秦亡漢立的漢初七十年間，公元前196年“城頭變幻大王旗”赫然成為西漢淮南國都城。及至公元前164年，16歲的劉安繼任淮南王以壽春為都時，淮南國已幾經風雨、幾度沉浮，一分為三。這一特殊的時空背景，使壽春這座古城，從此承載了從“荊楚文化”衰落到漢初“淮楚文化”初建的歷史轉折。
不死的楚文化精神像幽靈一般在漢初大地游蕩，最后在淮南國國都壽春得以復興。在西漢淮南王劉安的主導下，一眾先秦諸子包括楚文化后學精英們聚集于氣象萬千的八公山下，編撰出一部集先秦“諸子百家”思想精華于一體的《淮南鴻烈》也即后來被稱為《淮南子》的巨著。《淮南子》這部劃時代的思想著作，凝結了楚文化精神，是楚文化在漢帝國體制下得以復活成淮楚文化的結晶。
體現在《淮南子》中的文化哲學思想，不僅以道家精神為底色，充滿古代樸素唯物辯證法的認識論和方法論，而且盡顯楚文化的浪漫神話色彩。在論述治國安邦的“道”理時，字字循循善誘，句句深入淺出；章章經典頻出，篇篇警言襲人。極力推崇“法與時變，禮與俗化”的辯證觀；堅決反對“循先襲業，籍守舊教”的僵化論。于詼諧中，引人服膺儒行；于譏諷中，啟人謹言慎微。
《淮南子》這部學術巨著，是在漢武大帝“獨尊儒術”的前夜問世。《淮南子》以文化哲學的視野和漢帝國“大一統”宏闊的哲學精神，俯瞰漢初整個經濟社會發展大勢。在秦亡漢立后，如何進一步鞏固和發展漢朝中央集權制這個當朝統治者最關心的大事大非問題上，《淮南子》承先啟后，以道家學說為主，集儒、法、名、墨、兵、陰陽家為一體，運用樸素唯物主義辯證法，通過探索宇宙本源和自然本體，來為漢王朝統治者提供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以及政治與經濟關系的理論指南；通過闡述“身治則國治”的道德倫理哲學，來為“以民為本”的“帝王之道”提供治國安邦的大政方略。
在《淮南子》的治國理政思想體系中，歷史文化和辯證哲學融會貫通，自然觀與人生觀交相輝映。其文筆之瑰麗，內容之豐富、思想之深邃，堪稱先秦以來“諸子百家”哲學思想向大漢帝國意識形態過渡的古代文化哲學的“絕代奇書”。
之所以稱“絕”，就在于《淮南子》應漢初統治者探索治國理政之道的理論需要，繼承發展了漢初黃老道學的精髓，汲取先秦以來“諸子百家”以及楚文化思想成就，凝結了漢初思想文化界治國理政的智慧和經驗，體現了漢初思想文化的多元融合和創新發展；反映了有識之士對漢初七十年后，統治者能否深刻反思楚政弊端、楚都失陷以及秦皇暴政導致政息人亡的教訓，持續維持“文景之治”帶來的國泰民安所表現出的憂患意識；彰顯了漢初七十年政治經濟社會的主要價值趨向和人心思安、思定、思治的時代精神，構建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新“淮楚文化”思想體系。其文化哲學的包容精神，不僅照亮了后世文化哲學的探索之路，也為中華文化哲學史增添了不朽的一頁。可以說《淮南子》的文化思想就是漢初時代精神的哲學表現，是漢初新思維的崛起。換句話說，《淮南子》文化哲學是漢初的文化精髓，是漢初時代精神的精華。
之所以稱“奇”，就在于《淮南子》承繼先秦“諸子百家”、尤其是楚文化的文學語言表述風格。著述中常引經據典，運用寓意深遠的成語典故、民間神話傳說和警句格言去揭示社會規律、人生哲理；闡發治國理念、為政之要；倡導法與時變，批判固步自封；探索科技濟世，教育興邦；論說自然史觀，養生之道等重要思想。這種資政通鑒、建言獻策的文化哲學創新精神，不僅繼承發揚了先秦文化、尤其楚文化哲學的總特色，又開先秦以來“諸子百家”思想文化傳統與漢初現實政治需求相互通融的文化哲學新風。
《淮南子》文化哲學，繼承發揚先秦以來“天人合一”的中國哲學精神，把對人的終極關懷和人與天地的關系作為研究對象；把人與自然的關系放在它那個時代維護漢初經濟繁榮發展、社會和諧進步，政治大局穩定的高度加以審視和論述。它告誡和警示當時的統治階級和社會群體：要懂得敬畏自然，恪守道德倫理。并且，依法維護“天人合一”的生態自然和諧，這不僅有利于官民和諧相處、社會政治穩定，更有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確保國泰民安，國運昌隆。
漢初七十年，自高祖皇帝以降，歷代統治者持續推行“休養生息”的利民政策，給當時經濟社會帶來了繁榮穩定的“文景盛世”。然而，在淮南王劉安生活的年代，部分統治階級豪門大戶貪欲享樂、驕奢淫逸的劣根性又故態復萌，斗富顯貴、攀比之風甚囂塵上。正如《淮南子·本經訓》所描繪：你喜好豢養觀賞猛獸兇禽，我偏愛把玩收藏怪異奇物；你喜好雕琢刻鏤及華麗紋彩的高閣亭臺；我遍尋各種精美織物和珍寶珠玉；馳馬打獵，出入山林不按時節；賦斂無度，搜刮民脂民膏無以復加；濫砍亂伐，毀壞生態；大興土木，建樓造屋；燒山焚林，獵殺獸禽；大快朵頤，花天酒地；好樂昏亂，不惜民力；朝政混亂，萬民愁苦；財錢貧乏，生產荒廢。
在《淮南子》看來，此種行徑若不從道德上加以譴責、法令上嚴厲禁止、使人警醒，而是任其蔓延，必將導致自然破壞、資源枯竭、社會動蕩，甚至葬送高祖以來開創的安定局面。由此，《淮南子》出于維護漢王朝統治的立場，生發出強烈的危機感與使命感。
《淮南子》汲取楚文化中道家“崇尚自然”及儒家“和合”文化思想之精華，極為重視構建人與自然內在和諧的精神家園。它認為，人與大自然乃一脈相承的命運共同體。萬物同源、眾生平等，共存共生，并無高低貴賤之別。《淮南子·俶真訓》稱：“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呴，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閱一和也。”意指蒼天覆蓋、大地承載、四時包含、陰陽化育、雨露滋潤、道德扶植的一切生靈，皆源于天地這共同的父母，維系著休戚與共的和諧之氣。
既然人與自然一體同源，同為天地萬物之一部分，人類便應珍視自然價值，遵循自然規律與法則，而非貪得無厭，掠奪破壞自然的生態平衡。如此，大自然也將為人類提供生生不息的資源。人與自然維持此種內在和諧，必將帶來政治清明與社會經濟的穩定繁榮。
因此，《淮南子·本經訓》引經據典寫道：遠古先王制定的法律規定是，打獵時不準殺絕成群的野獸，不準捕捉幼小的麋鹿，不準放干池湖之水而捕魚，不準焚燒森林驅獸打獵；不到能捕殺弱獸的時間，不準在野外設置捕捉的羅網；沒到水獺捕捉魚群的時間，不準在水中撒網；不到老鷹隼鳥捕殺兔等食物的時間，不準在山谷安裝羅網；草木還沒凋落之前，不準進山林砍伐；昆蟲還沒開始蟄伏之前，不準放火燒荒；不準捕殺懷胎的母獸，不準掏取孵化著的鳥蛋，不準捕撈長不足一尺的魚，不準宰殺不滿一年的幼豬。
正因為這些法律規定，保護了生態環境，所以草木生長如蒸氣一樣蓬勃向上，禽獸歸山如泉水一樣奔流，飛鳥入林如煙云聚集，這些都歸功于先王保護生態環境的措施得當。同時，《淮南子》在《時則訓》的篇章中，又根據勞動人民在長期生產實踐中總結出來的自然界生物的生長、發育規律，從嚴令伐殺入手，逐一闡發了一年十二個月中如何保護動物植物生態平衡的主張。
二千多年前，《淮南子》立于當時思想之巔，借“先王之法”充分闡述了其“天人合一”的生態和諧理想及保護改善環境的生態價值觀。其見解之精辟、思想之深刻、理論之周詳，即便在今天，仍閃爍著深刻的智慧光芒與現實借鑒價值。
（張純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