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政紀(jì)不綱，義軍以“亡宋為名故”四起。欒城人韓山童“燒香惑眾”，稱“天下當(dāng)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江淮一帶“多信之”。潁州人劉福通與其黨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等言“山童，宋徽宗八世孫，當(dāng)主中國”（《明史·韓林兒傳》）。元至元十一年五月，劉福通等輔助韓山童在潁州潁上縣白鹿莊準(zhǔn)備起兵，推韓山童為明王，不料消息走漏，元兵包圍白鹿莊，韓山童被捕犧牲。劉福通突出重圍，提前起義，攻克潁州城。因起義軍頭戴紅巾，身穿紅衣，打著紅旗，老百姓稱之為“香軍”或“紅軍”。隊伍很快發(fā)展到“眾至十萬”（乾隆《潁州府志》），迅速攻占了河南、安徽的十幾個州縣，包括當(dāng)時的安豐路。
元代的安豐路，治所與轄縣壽春同城，“領(lǐng)司一、縣五、州一”（《明史·地理志》），“司”指安豐路錄事司，下轄壽春、安豐、霍邱、下蔡、蒙城五縣。“州”指濠州，領(lǐng)鐘離、定遠(yuǎn)、懷遠(yuǎn)三縣。安豐路，元末最不平靜的是濠州，群雄并起，成為奠定大明基業(yè)的發(fā)祥地。而錄事司所轄五縣很少被提及有關(guān)“戰(zhàn)事”，平靜得近乎出奇，連“擊安豐”的主戰(zhàn)場也不甚明了，值得探究。
劉福通起義一波三折，而安豐路則成為他人生拐點的“救命稻草”。元代至元十五年二月，劉福通派人到碭山夾河一帶找到韓山童的兒子韓林兒，把他迎到亳州（今安徽亳縣）奉為皇帝，稱“小明王”，建國號為“宋”，年號為“龍鳳”。元順帝立即令丞相脫脫率大軍前往鎮(zhèn)壓。是年十二月，劉福通帶著韓林兒撤退到安豐，避開了元軍的攻擊。劉福通所據(jù)的安豐城，不是指安豐路所轄的安豐縣城（今壽縣安豐塘西北），而是指安豐路所在的壽春縣城（今壽縣城），這有后來朱元璋為親歷“擊安豐”（《明太祖實錄》卷十二）的開國功臣徐達(dá)撰寫的“神道碑”可證。這一次，他與“小明王”在壽春城逗留兩年多時間。
至元十六年九月，劉福通以“小明王”的名義，兵分三路進行北伐，直擊元大都。至元十八年五月，劉福通攻占汴梁（今河南開封），把韓林兒從安豐（壽春）遷來汴梁，以汴梁為都城。至元十九年八月，元軍攻下汴梁，劉福通被迫帶著韓林兒又退保安豐，第二次居于壽春城，持續(xù)三年多時間。至元二十三年三月，投降元朝的張士誠派大將呂珍攻打壽春，形勢危急。據(jù)朱元璋《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征虜大將軍魏國公贈中山王謚武寧徐公達(dá)神道碑》載，“張士誠北寇壽春，朕親往援，王為前部，張兵敗北，旋師金斗，周圍其城。”文中的“王”，指徐達(dá)，因其卒后被封為“中山王”；“金斗”，代指廬州。（明）佚名《明本紀(jì)》亦說：“至正癸卯（二十三年），張士誠北寇壽春，上親往援之，以徐達(dá)為前鋒，破其軍，旋師圍金斗城。陳友諒復(fù)大舉兵寇豫章，乃命解金斗之圍，以舟師往援。”王崇武在《明本紀(jì)校注》之《序》中指出，“余以此書與《實錄》校，知二者確乎有關(guān)聯(lián)，惟此書并非《實錄》性質(zhì)，且其成書較今本《實錄》早，故為研究明史之重要資料也……可能為修史之原料，亦可能抄自《實錄》初修本，要就史料價值言，遠(yuǎn)勝于今本《實錄》矣。”《明太祖實錄》《明史》等官方史料說，此次劉福通派人向朱元璋征兵求救，朱元璋救出“小明王”，劉福通卻被呂珍所殺。
民間對劉福通之死，卻有另一個版本。
（元）權(quán)衡《庚申外史》卷下云：至正二十六年，“先是，小明王駐兵安豐，為張士誠攻圍，乘黑冒雨而出，居于滁州。至是，朱鎮(zhèn)撫具舟楫迎歸建康。小明王與劉太保至瓜州渡，遇風(fēng)浪掀舟沒，劉太保、小明王俱亡。”文中“劉太保”，指劉福通，因其“自為丞相，稱太保”（陸深《平胡錄·宋》）。
明代陸深《平胡錄·平吳錄》云：“（至正）二十三年癸卯二月，士誠遣其將呂珍入安豐，攻宋劉福通等，據(jù)其城。太祖率徐達(dá)、常遇春親援之，珍解圍去。福通奉韓林兒棄安豐，退居滁州……”
歷史可創(chuàng)造，但不容修改。“擊安豐（壽春）”，朱元璋首先算的是“政治賬”，把“小明王”引為己用，結(jié)果發(fā)生兩大戰(zhàn)略“誤判”：一方面據(jù)有湖廣等地，以“漢王”自居的陳友諒趁機襲擊豫章（今南昌市），朱元璋被迫令徐達(dá)馳援，另一方面雄踞浙西、淮、吳諸郡，與當(dāng)時史稱“北吳”的“吳國公”朱元璋抗衡的“南吳”張士誠，“遂乘簡略定濠泗汝潁地”，使朱元璋一時間深陷“夾擊”的困局。
“小明王”和劉福通，對朱元璋來說，是個必須直面的選項。親率徐達(dá)、常遇春等馳援安豐（壽春）時，劉基就持反對意見：一旦救出，如何處置？韓林兒與劉福通被朱元璋接往滁州宗陽宮。兩年后的隆冬，朱元璋遣左丞廖永忠用船，迎韓林兒、劉福通來應(yīng)天（今南京市），卻溺死于揚州瓜州渡。
元朝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寒冷而無奈，次年“吳王”朱元璋的吳元年紀(jì)元悄然升起，再次年即是大明洪武元年的蔚藍(lán)天空。
《明太祖實錄》《明史》等官方史料，說劉福通死于張士誠手下呂珍之手，以撇開曾奉小明王“龍鳳年號”的連帶關(guān)系。《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九《元史紀(jì)事本末四卷》道出其中的緣由，“至正二十六年，韓林兒之死乃廖永忠沈之瓜步。洪武中，寧王權(quán)作《通鑒博論》已明，著其事不過以太祖嘗奉其年號，嫌于項羽義帝之事，歸其獄于永忠耳。邦瞻更諱之，書卒尤為曲筆。”《明史·廖永忠傳》這樣作結(jié)：“初，韓林兒在滁州，太祖遣永忠迎歸應(yīng)天，至瓜步覆其舟死，帝以咎永忠。”
制造“覆其舟”慘案的廖永忠，一個喜好猜度心思的人，給元末“小明王”及其“代言人”劉福通的“龍鳳年號”畫上句號，豈料也為自己的厄運埋下了伏筆：洪武八年三月，終被疑心過重的朱元璋以僭用龍鳳之名賜死。
(孫友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