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2016年1月壽縣從六安市正式劃歸淮南市，淮南市成為安徽省內楚文化歷史遺存最為豐厚的城市。2019年以來的武王墩楚墓考古發掘工作，以其突破性的重大收獲，再一次證明了壽縣劃歸后的淮南市在楚文化歷史遺存上擁有自身極為顯著的獨特優勢——一座楚“郢”都，兩座楚王墓（即壽春故城遺址、楚幽王熊悍墓、楚考烈王熊完墓），非其他安徽省內城市可比。也由此，淮南市學術文化界重新審視楚文化在淮南市域內的歷史演變情況，適時提出了“淮楚文化”的概念，試圖從壽縣劃歸后的“新淮南市”的全局著眼，對淮南地域在楚文化歷史發展上的特殊地位、影響及價值有所新的自我定位，并進而找到淮南地域楚文化在全國性楚文化體系內的合理位置，為淮南市傳承創新、發掘利用楚文化歷史資源，打造“楚風漢韻”的城市文化形象奠定更為堅實的基礎。
在“淮楚文化”概念出現之前，無論是淮南市，還是尚未正式劃歸淮南市的壽縣，都曾結合自身楚文化歷史遺存的特定情況，提出相應的地域性的楚文化概念，如“蔡楚文化”“楚風漢韻”“楚漢文化”“楚淮文化”“壽春楚文化”等，均在一定范圍內產生了影響，在淮南市及壽縣也各有一定的認同度。但隨著“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以上曾發揮影響的地域性楚文化概念亟需重新有所審思研討，以辨明其同“淮楚文化”這一新概念之間的具體關系，為淮南市準確界定和使用“淮楚文化”的新概念來反映自身整體性的楚文化歷史遺存特色提供重要的學理前提，避免多樣化的地域性楚文化概念在使用上的隨意性、混亂性的弊端。
先說“蔡楚文化”的概念。春秋戰國時期，蔡、楚兩國先后在淮南地域建都立國。公元前493年，蔡昭侯姬申為避楚昭王熊珍攻伐，在吳國翼護下遷都州來（史稱“下蔡”，現代考古證明地望在今壽縣一帶）。此后蔡成侯姬朔、蔡聲侯姬產、蔡元侯、蔡侯齊繼續在下蔡維持蔡國的存續，直至公元前447年終為楚國所滅。蔡國在今天淮南地域一共存在了46年。在先秦州來國后，對淮南地域文化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周代諸侯國，首推蔡國。半個多世紀的政治經營，蔡國“留下了大量文化遺存，與此后的楚文化成為淮南文化的源頭”（李琳琦主編：《淮河（淮南）文化十五講》，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新中國成立后，1955年在壽縣西門內因修建水利工程發現蔡侯墓，學界一般認為即是蔡昭侯姬申墓；1958年、1959年又在淮南市蔡家崗發現兩座蔡墓（當地俗稱趙家孤堆），因其中編為二號墓的北孤堆出土有錯金銘文“蔡侯產”劍三把，故有學者認為此墓為蔡聲侯姬產墓，而編為一號墓者則為蔡元侯墓（馬道闊：《論蔡侯墓》，《文物研究》1988年第3期）。楚滅蔡后，在蔡國基礎上進一步著力經營淮南地域，隨著楚國在楚、吳、越三國角逐里的徹底勝出，最終以壽春（今壽縣）為中心的淮南地域逐步被打造成為楚國的根基之地、戰略后方、復興之處。從楚考烈王熊完遷都壽春，至楚王負芻敗亡，楚國立都淮南地域18年。蔡、楚兩國合而論之，在淮南地域的立都時長共達64年。基于蔡、楚兩國與淮南地域的緊密關聯，以往淮南市學術文化界慣以“蔡楚文化”來指稱先秦蔡、楚兩國在淮南地域內的歷史文化遺存及影響，如：淮南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淮南市志》（黃山書社1998年版、黃山書社2012年版）、淮南市地方志辦公室編《走進淮南 2013》（黃山書社2013年版）、姚尚書編著《淮南歷史漫步》（黃山書社2016年版）。“蔡楚文化”作為淮南市的歷史文化底蘊及特色，在安徽省內外也得到一定的認同，如：《走進安徽》編委會編《走進安徽（2010版）》（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馮少茄等著《資源型城市發展生態旅游探索——以淮南市為例》（劉登義主編：《生態安徽的理論與實踐》，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 2004年版）。
再說“楚風漢韻”與“楚漢文化”兩個概念。這兩個關涉楚文化的概念在近些年淮南市文化形象塑造及文化宣傳中也多有使用，特別是“楚風漢韻”，在安徽省內外有較大影響。“能源之都、楚風漢韻”是當前較為常見的對淮南城市形象與特色的凝練概括，如：淮南市地方志辦公室編《淮南概覽》（黃山書社2009年版）、中共淮南市委黨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編著《淮南概覽》（黃山書社2024年版）、《讀懂淮南》編寫組編《讀懂淮南》（安徽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安徽年鑒》編輯委員會編纂《安徽年鑒》（《安徽年鑒》編輯部2022年版）、《安徽優秀傳統文化叢書》編寫組編《皖北文化九講》（安徽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等。“楚漢文化”的概念在淮南市文旅經濟轉型發展中提到較多，但主要體現在政府相關部門對整合淮南市楚文化、漢文化資源，實現文旅融合發展的文件報告里，淮南市學術文化界使用較少。“楚風漢韻”與“楚漢文化”是十分相近的兩個概念，相較而言，淮南市內外各界人士對“楚風漢韻”的認同度、接受度較高，時有提及。
接著說“楚淮文化”的概念。“楚淮文化”這一概念主要由安徽學者提出，用以研討中國道家哲學思想與淮河流域的歷史關系，如：李霞著《論楚淮文化對道家生命哲學形成的影響》（程必定、魏捷主編：《淮河文化新探》，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高旭著《大道鴻烈——〈淮南子〉漢代黃老新“道治”思想研究》（巴蜀書社2020年版）、董曉紅著《莊子生命哲學的釀生及其社會效應》（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等。其中高旭從探討《淮南子》成書的淮河地域背景著眼，對“楚淮文化”概念有所辨析界定，認為李霞教授所言“楚淮文化”是“著重從淮河流域楚文化與東夷文化融合視角出發，對先秦道家文化的形成背景”所作的揭示，屬于廣義上的范疇，同時提出狹義上的“楚淮文化”乃“特指西漢劉安時期淮南國獨特的地域文化背景”。此后，由于高旭在安徽理工大學先后推動建立校級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楚淮文化研究所”（2013年5月20日）、“楚淮文化研究中心（2015年4月10日）”，并逐步開展以《淮南子》研究為中心的學術活動，促使“楚淮文化”概念在淮南市內外產生一定的影響。但總體來說，“楚淮文化”概念主要由安徽省內從事道家哲學思想研究的學者來使用，其學術性遠大于社會性。
最后說“壽春楚文化”的概念。在壽縣從六安市正式劃歸淮南市之前，籌建于1958年10月的壽縣博物館曾稱作“壽春楚文化博物館”，是安徽省建館最早的博物館之一，以側重收藏楚文化體系文物為突出特色（張啟華主編：《六安大辭典》，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壽縣是歷史上著名的楚“郢”名都，也是楚文化歷史遺存的厚集之地。因此，六安市、壽縣學術文化界慣常使用“壽春楚文化”這一概念，代表者如陳得時著《壽春楚文化》（黃山書社2000年版），書中對“壽春楚文化”作了基本的解釋和界定，認為：壽春作為楚的都城，“再加上楚的八百年國史，為今天的壽縣乃至江淮地區，造就成擁有大量楚文化遺存的勝地。這一部分的楚文化，我們姑且把它稱之為壽春楚文化”。“壽春楚文化”的概念也得到其他一些學者的認同使用，如：錢坤著《古壽州考略》（謝昭新、張器友主編：《地域文化與文學藝術創新》，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丁繼龍著《試論壽春楚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十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劉睿編著《考古安徽》（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等。“壽春楚文化”這一概念在壽縣有著較為深厚的學術文化基礎和群眾基礎，承載著壽縣人民對楚文化的深沉的歷史情感。
綜括以上情況，可知壽縣正式劃歸前后，無論是淮南市，還是壽縣，都曾提出過關于淮南地域楚文化的相關概念，尤以淮南市學術文化界提出者為多，包括“蔡楚文化”“楚風漢韻”“楚漢文化”“楚淮文化”這四個概念。除“楚淮文化”和“壽春楚文化”的概念，有學者曾給予較為明確的界定外，其他概念均在一般化的歷史經驗層面上使用，缺少深入的學理剖析和定義。這也反映出過去淮南市、壽縣對楚文化的歷史認知及市、縣文化定位，缺乏足夠的理論性、明確性，導致概念在多樣化的提出、使用中存在著模糊性、同質性、隨意性的弊病。因此，以2016年壽縣正式劃歸淮南和始自2019年的武王墩楚墓考古發掘為新的契機，淮南市實有必要全面回顧、梳理和厘清已有的各種楚文化概念，在此基礎上從“新淮南市”的全局出發，探索使用“淮楚文化”的概念來重新審視定位自身所擁有的極為豐厚的楚文化遺存，克服以往各種概念存在的全面性、系統性、理論性不足的缺點，真正反映出淮南市整體楚文化歷史遺存的全貌來，更好地彰顯其與眾不同的鮮明的淮河流域特色、淮南地域特色。在此意義上，“淮楚文化”這一核心概念的學理反思對當前及以后淮南市楚文化的良好發展而言，實有“牽一發而動全局”的關鍵意義！
(高 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