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壽春文人——鳳橋耕叟黃安時曾“著書百卷”，成為淮南當時名望。其著作中有《春秋論》，對西漢大儒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有所質疑，并提出自己的獨到觀點。晚年鉆研《易經》，“尤尊伊川程先生之說”，同時也對程頤程顥的某些觀點提出自己的見解。
黃安時雖然名重一時，但在正史上卻沒有記載，明栗永陸《壽州志》和清李兆洛《鳳臺縣志》的“人物志”亦未曾提及。黃安時與陸游一家關系密切，陸游的祖父陸佃是黃安時的老師，陸游的父親陸宰是黃安時的學友，于是在陸游的筆記體散文《老學庵筆記》和《家世舊聞》等著作中，黃安時的名字頻頻出現。根據陸游及其家人的筆觸，我們看看黃安時是一位怎樣的文化人。
黃安時，名安，安時是其字。古人以稱字為尊，因此陸游文章一概稱其字“安時”。黃安時祖居虔州，州治贛縣，即今江西贛州市，其舉家遷居壽春的年代和原因不詳。黃安時的父親黃克俊，官至尚書膳部員外郎，北宋后期屬于正七品京官，主要負責宮廷飲食、祭祀、酒宴等具體事務，雖然官微職卑，但接觸到的都是達官貴人，這就使青年黃安時有機會離開壽春，進入東京（今河南開封市）的太學讀書。陸佃是著名學者，長期在東京擔任學官，后來雖然在吏部擔任過代理尚書，但仍經常去太學講學，主要講授《禮記》和《春秋》，于是黃安時成為陸佃的學生。陸佃之子陸宰（字元鈞）也在求學階段，于是黃安時與陸宰相識并結下深厚友誼。
父親黃克俊去世后，黃安時便“罷科舉”，不再參加考試，并“退居于壽春縣之鳳橋，自號鳳橋耕叟”。北宋鳳橋是今壽縣何地，筆者曾專門向中國作協會員、壽縣文史專家高峰先生求證，高峰先生亦不甚了了。為了弄清這個問題，高峰專門在有關微信群內發動大家討論，李河濤先生提供了這樣一條線索：長豐縣義井鎮原屬壽縣，義井鎮車王村閻澗水上有鳳橋、凰橋，兩座橋合稱鳳凰橋。今鳳橋凰橋猶在，但不知義井鎮此鳳橋與北宋壽春縣彼鳳橋是否有淵源關系。
黃安時夫人早死，后來也未再續弦，而是在鳳橋“布衣素食，閉門教授《禮》之度數因革”，也就是傳統禮學的因襲與變革。在黃安時授業之前，有些學生長年累月不能理清有些題目的矛盾與因果關系，黃安時“指畫解說，皆粲然可見”，就像講述自己的家事一樣，通俗易懂，因此很受學生歡迎。
宋徽宗時期，陸游還未出世，陸宰后來調任淮南西路提舉常平，前后有頭十年，主要負責管理倉儲、推行新法、監察官員、賑濟災民。淮南西路的治所是在下蔡縣（今鳳臺縣），而陸宰的常平司官署則在壽春縣。東京學友在千里之外的壽春縣意外相逢，兩人都非常興奮，經常聚首，頻繁走動，陸宰與陸游父子在文中各有記述。
宣和元年（1119年），陸宰公務出差沿江地區，帶著黃安時等一班友人“公費旅游”。陸宰一行先至潛山三祖山，陸宰作《留題山谷寺》；隨后又至樅陽浮山。樅陽縣長江北岸的浮山風景名勝區主景區有36巖72洞，現存483塊摩崖石刻。金谷巖巖壁上有陸宰160字《勝集巖》題刻，記錄了大家歡游浮山的喜悅心情，是浮山所有石刻中字數最多的一處。
題刻說，“浮山三十六巖環偉卓絕”，然而名稱皆“鄙俗不經”。眾人“窮覽諸巖”，邊游邊議，最后在金谷巖議定，將“大寂巖”易名“大通巖”，將“金谷巖”易名“勝集巖”。“皇甫巖”如何易名，詢問故老沒問出所以然，大家也沒想出合適的名稱，陸宰干脆重新起名“陸子巖”并親筆題字。黃安時最后評價浮山之行說，“此一段事不減韓信得趙璧”。意思是，大家游歷浮山時的喜悅心情猶如韓信破趙后一般的興奮。黃安時說罷，還引來眾人一陣大笑。在題刻最后，陸宰特別點明同游諸友的大名，他們是“張濟達甫、吳怡熙老、曹史無忌、黃安時”。張濟字達甫、吳怡字熙老、曹史字無忌，黃安字安時，唯有“安”的名與字兼重，因此提到別人都是四個字，只有黃安時是三個字。
宣和六年(1124年)，陸宰調任淮南東路轉運判官，駐地在今江蘇揚州市。在此任上雖然只有一年，黃安時仍感失落，思念異常。次年，陸宰出差至山陽（今江蘇淮安市），黃安時聞訊，專門從壽春沿淮而下，趕至山陽，與陸宰相會。當時宋、金兩國已經聯手滅遼，而宋、金之間的戰爭亦爆發在即。蔡京是北宋末年禍國殃民的“六賊”之一，時年已經79歲，病后初愈。黃安時與陸宰相聚后，故友們哀嘆國事艱難，痛感奸臣誤國。尤其在提到六賊之首蔡京時，黃安時恨得咬牙切齒，說天下大亂就在旦夕之間，蔡京病愈恢復，是老天爺不想讓蔡京現在就死，準備讓他在生前承擔禍國的責任。現在的局勢被他們攪成這個樣子，天下能不亟亂嗎？
后來的局勢變化竟被黃安時不幸而言中。當年十月，宋金戰爭爆發，蔡京遭到貶黜，流放南方。即便如此，黃安時仍感憤憤不平，“造禍者全家盡去嶺南避難，卻令我輩橫尸路隅耶？”
宋金戰爭爆發前夕，陸宰已接到圣旨，調任京西路轉運副使，官署在今河南洛陽市。按照北宋規矩，陸宰必須先去都城東京，向皇帝述職后才能赴任新職，于是從揚州乘船，沿運河北上。再入淮河，過壽春，稍事停留。黃安時與陸宰在壽春又得一見。下一步的行程是從正陽關入潁河，再入蔡河抵開封。陸宰的官船從壽春啟航不久，夫人唐氏在官船上生下陸游，當日為宣和七年十月十七日，公歷是1125年11月13日。
陸宰尚未到達東京，宋金戰爭就已爆發，陸宰被派至河東前線，負責糧餉轉輸等后勤保障工作，不久因權臣傾軋而丟官。靖康元年（1126年）開始，陸宰全家寓居壽春，直至建炎三年（1129年）回到浙江山陰（今浙江紹興市）原籍。陸家全家在壽春生活三年，陸游在壽春開始接受啟蒙教育。
于陸游而言，黃安時屬于父輩，黃安時參與了對陸游的發蒙教育。陸游在《家世舊聞》中記有這樣一件事：黃安時曾對陸游說，年輕時他去拜見恩師楚公（指陸游的祖父陸佃），將自己所著的《春秋論》獻給老師，請求指點，書中對董仲舒《春秋繁露》的某些觀點有不同認識。楚公從容而笑說，董仲舒讀書的時候非常專心，三年都沒有去過自家的后花園，外出時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乘騎是公馬還是母馬。你是否也下過這樣的功夫呢？黃安時告訴陸游說，聽老師說過這段話，我以后再也不敢就學術問題輕易發表議論了。黃安時對陸游說這件事，看起來在說老師對他的教誨，實際上也是對初蒙的陸游循循善誘，以切身體會告訴他學習的態度和方法。
陸游一家回原籍后，黃安時“卒死于兵”，年代不詳。黃安時之子黃牧兒僥幸逃脫，陸宰花費重金尋找，最終無果，陸宰“每以為恨”。黃安時“著書數百卷，不幸遭亂，無復傳者”。尤其是《春秋論》的失傳，陸游都甚覺“可哀也”，對淮南的歷史文化而言，更不啻于一種損失。
(周 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