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與春秋戰國時期以來楚國漸入淮河流域深度經營與發展的歷史進程密不可分。但是，要深刻理解楚國同淮河流域的歷史關系，卻需從楚國八百年發展史的全局來看，具體而言，需著眼于楚國和黃河流域、長江流域、淮河流域等三大流域的特殊關系來論。唯有如此，方能看清為何楚國發展的中后期會日益走向淮河流域，并最終以后者為歸宿之地的根由，也才能透徹理解“淮楚文化”得以成立的歷史契機及內因所在。
“楚人出自黃帝（或以黃帝為先祖的部落集團）”，“直至夏時，楚之先祖仍為祝融，且始終居住在黃河中游”，楚族實乃“是發跡于中原地區的一個歷史悠久的具有先進文明的部落集團”（魏昌：《楚國史》，武漢出版社2002年版）。直到西周初期，在熊麗、熊繹兩位部族首領的率領下，楚族為避周人壓迫，方才向南遷徙，繁衍生息于荊山、漢水一帶，告別黃河流域，徹底進入了長江流域的廣闊新天地。此后，楚族以江漢地區為立國重心，歷代楚君竭力經略，在熊渠時期終逞其志，“甚得江漢間民和”，樹立起“第一塊震爍江漢的里程碑”（張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成為長江流域迅速崛起的新興強國。再至春秋前期楚武王熊通、楚文王熊貲父子之際，楚國滅“權”，克“州”、“蓼”，服“隨”、“唐”，并“羅”、“盧戎”，北上中原地區，東抵淮河流域，真正奠定楚國稱霸長江流域的政治根基，也掀開了楚人勢力漸侵淮河流域的歷史序幕。從此，楚國中后期四百余年的歷史命運，同“江”、“淮”休戚與共，淮河流域亦成為了楚國存在發展的根基之地。一部楚族興衰史、楚國興亡史，實則即是楚人走出黃河流域困境，南遷長江流域興起，北返黃河流域受挫，東拓淮河流域謀存以至終結的發展史。
縱觀楚族、楚國歷史，楚人雖與黃河流域有著極為深厚悠久的發展淵源，但中原地區強族甚眾，勢力格局早已成型固化，無論是夏、商時期，抑或西周時期，楚人都無力從眾強之手奪得一席之地。從季連至鬻熊，楚族早期發展十分艱辛，時有覆族之憂，甚而鬻熊之子熊麗率族南遷，也是為避周人之強的結果。盡管楚人被迫棲身蠻荒南國，與蠻族融合以求存身發展，長期同黃河流域無緣，可是在楚人心中還是有著極強的“黃河流域情結”，總是試圖在自身勢力發展較強之際，北上中原爭霸，重返黃河流域，這在楚莊王熊侶“問鼎周室”一事上達到巔峰化淋漓盡致的表現。楚莊王向早已衰落不堪的天下共主周天子發難，即是對“北方國家的挑戰”，展現自己意圖采取同周王室“分庭抗禮”，甚至“企圖奪權”的政治姿態（李玉潔：《楚史稿》，河南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也是在某種程度上“彌補”楚族曾經失意于黃河流域、中原地區的歷史缺憾，在華夏諸國面前找回楚族的政治尊嚴。富貴不還鄉，猶如錦衣夜行，這用來揭示楚人對于黃河流域所具有的復雜的歷史情結和政治心態，比較切合。可惜的是，終有周一代八百年，楚國都未能真正實現稱霸中原的宏偉目標，兵進黃河流域，總是難以越過華夏諸國的集體屏障，終歸難酬夙愿。總的來看，楚人是不得志于黃河流域的。
失之桑榆者，必得之于東隅。楚人在黃河流域無法實現的政治心愿及目標，卻在長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獲得空前的成功。楚國八百年發展史，江、淮流域是其上演轟轟烈烈、精彩紛呈的歷史大戲的絕佳舞臺。楚人在長江流域站穩腳跟后不久，即迅速向淮河流域挺進，東拓淮土以為己用。從楚文王熊貲始，至楚王負芻止，楚國全力經略淮河流域長達四百余年，將淮土徹底打造成為繼長江流域之后又一戰略基地和大后方，實現了楚國聲威赫赫、勢震天下的輝煌發展。楚人憑借自身融入南蠻之地的歷史經驗，在征服淮河流域過程中，極其善于恩威并施、柔撫群夷，不斷將眾多的淮夷部族消融于“新楚人”之中。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里所言“南楚”、“東楚”之地，其主干即在淮河流域，同主要在長江流域的“西楚”不同，楚國更為廣大的發展空間，正是隨著兩淮地區日益納入其版圖之內成為事實。以“羋姓”王族為核心的楚族，在同華夏諸族與蠻夷部族打交道的過程里，明顯和后者有著更強的歷史契合性，更有能力實現民族的碰撞交融、和輯為一。
楚族、楚國的歷史發展，正是經歷了從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淮河流域的復雜演進過程，才譜寫出精彩絕倫、氣勢恢宏的歷史大劇，讓后世印象至深。也是在此波瀾壯闊的發展中，淮河流域對楚族、楚國的特殊的重要性得以充分凸顯出來。與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相比，淮河流域對楚族、楚國存亡興衰的重大影響，次于長江流域而優于黃河流域，尤其是在八百年楚國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因此，縱觀楚人“辟在荊山”后“篳路藍縷”、“跋山涉水”（《春秋左傳集解·昭公十二年》，李夢生整理，鳳凰出版社2020年版）的艱辛發展歷程，便可知淮河流域對其而言，是必然要有所期冀、志在開拓的生存空間，同長江流域一道共同建構起楚國的核心政治版圖。
但淮河畢竟不同于長江，而淮河流域亦不同于長江流域。淮河作為上古時期獨流入海的巨河“四瀆”之一，“居于黃河與長江之間，劃出了中國東部的南北分界”，“在淮河兩岸形成了南北過渡、承東接西、兼容并蓄的地域文化特色”，淮河流域在南北方文化交匯融合上“恰好起著關鍵作用”（郭學東：《走讀淮河——淮河南北過渡帶文化考察》，黃山書社2017年版），發揮出黃河流域、長江流域所不具有的獨特作用。楚人高視雄步、勢如破竹地邁進兩淮地區，將眾多淮夷方國納入囊中，前所未有地讓淮河流域整體化呈現出“楚風”色彩，實現了局部地區的政治統一和文化統一，這既壯大了楚國的發展力量，也無形中為“秦”滅“楚”后完成全國性的南北方“大一統”奠定了十分有利的基礎。在某種意義上，楚人對淮河流域的征服經略，成為南北方文化大融合的關鍵推力，是天下歸一的歷史先聲，昭示著中華文化必將走向“多元一體、天下一家”的時代大勢。歷史的重任落在秦國之前，已然先局部地落到了楚國身上。淮河流域的重要性隨著楚國影響而彰顯，在中國古代政治統一與文明革新發展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獨具特點的歷史角色。
正因淮河流域對于楚族、楚國發展的此種特殊性、重要性，用歷史眼光來審視，提出“淮楚文化”概念便非是可有可無的學術主張，而是具有必然的歷史根由和深厚的文化基礎。如若理性看待楚國八百年發展史，恐怕無人會忽視黃河流域、長江流域與淮河流域所起作用的不同，也無人能抹殺淮河流域所產生的獨特影響。當楚國政治發展重心，從戰國后期完全遷移至淮河流域時（城陽、陳郢、鉅陽和壽郢四地俱曾為楚國政治中心所在地，城陽、鉅陽的臨時性較強），便注定淮河流域必將對楚國的存亡興衰發揮出超越黃河流域，僅次于長江流域的重大作用。故此，提出具有廣、狹二義內涵的“淮楚文化”概念（高旭：《“淮楚文化”芻議》，《淮河早報》2024年6月27日A2版），用以揭示闡明楚文化發展在淮河流域的復雜演變情況，通過流域性的視角重新審思淮河流域不同于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對楚文化所產生的實際影響，便有其突出的學理價值和學術意義。
在現有多樣化的“楚文化”概念里，“荊楚文化”和“淮楚文化”最能從整體上反映出楚文化同長江流域、淮河流域的特殊關系，其中所體現出的“流域性”視角是其他區域性、地域性楚文化概念所不具有的。著眼于大河文明的歷史流變，用“淮楚文化”概念來顯現淮河流域對楚文化發展大不同于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的特質，這將有助于人們深化對楚文化復雜性、多樣性、博大性與融合性的認知，打破原有的固化思維，促進楚文化研究走向更為廣闊的發展前景。
楚學研究的創新，總是離不開新的學術概念的探索嘗試。新生事物的出現，盡管會有蹣跚曲折的過程，但其成熟發展的希望，同樣蘊于其中。“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界定，能否在楚學、楚文化研究上留下獨特的印記，歷史將會作答！
（高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