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曾亮（1786∽1856）是清代“桐城派”古文名家之一，上元（今江蘇南京）人，曾受學于姚鼐，并為后者所賞識與推揚，由此知名于文壇。梅曾亮治古文“以昌明道術，辨析是非治亂為己任”，具有強烈的“救時濟世”情懷，一生著有《柏枧山房文集》《詩集》《文續(xù)集》《詩續(xù)集》《駢體文》等，另編有《古文詞略》二十四卷。
梅曾亮平生雖非研治《淮南子》者，但寫有《淮南子書后》一文，從古文家的視角出發(fā)，對后者有所評點。他關于《淮南子》的學術認識，言簡不繁，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桐城派”古文家的普遍看法。
在梅曾亮看來，《淮南子》一書最大的特點是“剽竊曼衍”，與淮南王劉安“所為文不類”。梅曾亮的這種認識具有雙重內(nèi)涵：其所說“剽竊”，乃是承襲前人所言，主要是指《淮南子》一書廣取博收、包羅萬象，思想資料的來源具有顯著的多元性，甚而有些“駁雜”；其所說“曼衍”，則是出于古文家的視角所得出的結(jié)論，注意到《淮南子》一書具有“多為之辭，博為之說”的文學特點。梅曾亮認為《淮南子》與淮南王劉安所寫《諫伐閩越書》的文風“不類”，實際上，是其沒有把握到二者寫作取向的不同。《諫伐閩越書》是劉安呈給漢武帝劉徹的奏疏，屬于公文類型，文字風格講求嚴謹重樸，而《淮南子》則是劉安試圖賴以“流譽天下”的思想論著，帶有極強的學術與文學的個性色彩，因此彰顯漢人“極麗靡之詞，閎侈巨衍”的為文風格，“賦”化傾向突出。客觀而言，梅曾亮對《淮南子》所作“剽竊曼衍”的評價，缺乏新意，并沒有超出前人看法，更遑論觸及后者思想體系的要害所在了。梅曾亮雖沒有直接指稱《淮南子》為“雜家”，但其所言“剽竊曼衍”本質(zhì)上是從傳統(tǒng)“雜家”說衍生出來的特定看法。
梅曾亮一方面對《淮南子》有所低評，另一方面也肯定了《淮南子》具有大量保存先秦古籍資料的歷史功績，認為“自《呂氏春秋》外，存古書者莫多是書”，進而還指出這“非東漢人為之決也”。梅曾亮對《淮南子》“存古書”之“多”的肯定，符合歷史實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對《淮南子》的認識主要局限于文學與文獻的范疇，殊乏哲學思想上的重視和探討。
可貴的是，梅曾亮由于受家學影響，其祖輩為清代著名天文學家、數(shù)學家梅文鼎，因而特別關注到《淮南子》在天文學上的成就，明確提及：“惟《天文訓》所言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四分歷，章帝始行之”，而且指出：“其二十四氣，亦與東漢更定者同”。梅曾亮對《淮南子》天文學思想在兩漢時期歷史影響的揭示，盡管缺少更為具體深入的論述，但卻敏銳看到了《淮南子》一書在漢代科技思想史上的特殊價值。
對《淮南子》中的“二十四節(jié)氣”，梅曾亮也提出：“豈亦有后人附益者與”，懷疑其具體內(nèi)容不完全是《淮南子》本身就有的，而是可能會有東漢時人的“附益”。雖有所質(zhì)疑，但對此，梅曾亮未能進一步展開論證闡明，仍缺少堅實的歷史依據(jù)，只能是一種推測和假設，因此其語氣并不十分確定。梅曾亮由此慨嘆：“孔子曰：‘信而好古。’豈不以非信之難，能辨其為古者難歟？”
此外，梅曾亮在《淮南子書后》里，還論及《列子》一書的特點及其與《莊子》之間的關系，認為前者是“剽《莊子》者耳”。但是，梅曾亮沒有對《淮南子》與《莊子》《列子》的關系有所置喙，特別是沒有發(fā)現(xiàn)《淮南子》同《莊子》之間極為緊密的思想淵源和文風關聯(lián)。
總的來說，梅曾亮對“絕代奇書”《淮南子》的學術認識較為有限，除對后者天文學價值的揭示外，其他方面大都是踵繼前人而立言。《評注續(xù)古文辭類纂》中曾評《淮南子書后》一文說：“考論詳明”，如就梅曾亮對《淮南子》的簡略認識而言，并非確論。梅曾亮對《淮南子》的學術認識的局限，在明清文士中并不少見，在“桐城派”古文家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高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