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楚風”之歷史由來
——晚楚政治、西漢淮南王國與壽春
論及淮南“楚風”之由來，便需從春秋戰國時期楚國長期經營淮水流域談起。從楚文王以來，楚國在穩固了江漢流域的統治后，即轉而將軍事經略的目光投向“北上”中原同華夏諸國爭霸，“東征”淮水流域控制群夷，意圖以此擴大楚國的勢力范圍，實現“撫有蠻夷”“以屬諸夏”（鄭昌琳匯編：《楚國編年資料》，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1980年版）的戰略目標。春秋中期至戰國后期，淮水流域成為楚國著力開拓的勢力范圍，是其政治、軍事、文化、經濟力量外溢出江漢流域的最重要的發展區域。也因此，在楚文王到楚昭王的兩百年內（公元前689年-公元前489年），楚人橫跨大別山的自然與政治地理障礙，以不可抵擋之勢，先后奪取控制了淮水上游（息、弦、黃、蔣、道、柏、房、江、陳、蔡等）、中游（六、英、蓼、蕭、州來、群舒等）、下游（徐）的眾多部族方國，逐步把整個兩淮流域收入楚國囊中，使之成為強楚版圖的重要構成。楚人在征伐淮水流域的過程里，曾同崛起于東方江、浙一帶的吳國猛烈碰撞，對抗拉鋸八十余年，形成長期爭奪搶控兩淮地域的復雜態勢，但隨著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踐兵入吳都，吳王夫差自縊，兩淮地域楚、吳相爭一變而為楚、越相攻。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以景翠為帥，殲滅越師主力，誅殺越王無強，盡取吳、越之地，徹底實現了楚國歷代先君全面獨霸淮水流域的政治夢想，將楚國歷史發展推向了前所未有的興盛巔峰。扎根、崛起于江漢流域，拓展、興盛于江淮流域，縱橫捭闔于江淮之間，可謂是楚國八百年歷史的主旋律。而“楚風”日益東漸于淮水中游的“淮南”地域（特指今安徽省淮南市所包括的沿淮兩岸地區），也正是伴隨這一重大歷史進程而成為現實。
在楚國后期發展史上，“淮南”地域占據著獨特而重要的歷史地位，甚至成為晚楚政治的核心地域，發揮出江漢流域及其他地區所沒有的政治作用。早在戰國初期，公元前447年，楚惠王滅蔡之后，現今的淮南市境即成為楚國版圖的一部分。至公元前333年楚威王滅越，“淮南”地域完全被楚國所掌控。公元前241年，在秦國軍隊的強大壓力下，楚考烈王熊完與春申君黃歇君臣共同決策楚國“東徙都于壽春（今安徽省淮南市壽縣），命曰郢”（司馬遷：《史記·楚世家》，中華書局2013年版），從此正式將楚國政治重心轉移至“淮南”地域，以之作為楚國最后的京畿重地和戰略根基。從楚考烈王熊完始，歷經楚幽王熊悍、楚哀王熊猶、楚王負芻，楚國八百年發展史在公元前223年落幕終結于“淮南”地域。如果說楚國中后期的政治命運是與淮水流域緊密不分，那么“淮南”地域則是二者歷史聯結的至為肯綮之處。“淮南”地域也因楚國政治重心的“東徙”和“壽郢”（壽春）的卓然崛起而變得與眾不同，成為戰國晚期聞名天下的區域性政治中心、農商繁盛之地。晚楚政治在“淮南”地域發展的18年，雖不長卻深刻，賦予了這片土地新的文化靈魂，改變了后者的文化命運，讓其受到浩蕩楚風的內在浸染，擁有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文化血脈。盡管在楚國徹底控制“淮南”地域之前，吳、蔡、越三國亦曾在“淮南”地域留下深淺程度不等的印記，但同楚國相比，歷史影響終顯遜色甚多。正因楚國的立都和全力經營，“淮南”地域在戰國晚期變為決定天下走勢、九州命運的特殊區域，成為楚、秦角逐的決戰之地，在古代中國大一統演進史上占據了極為重要的一頁。楚亡于“淮南”，天下終歸于秦。
對作為晚楚政治重心所在的“淮南”地域而言，“壽春”具有非凡的歷史意義。遷都于壽春，是楚國后期統治階層做出的最為重大的政治決策之一，關乎興衰存亡。公元前278年，楚頃襄王熊橫因“兵散”而“不復戰”，楚國被迫“東北保于陳城”（司馬遷：《史記·楚世家》），將政治中心從長江中游轉移至淮水上游地區，以“陳”為新都，謀求新的抗秦圖存之方。楚國歷史上曾三次攻陳滅陳，對其進行了長期的政治經營，楚化極深。楚都遷陳是楚頃襄王在危機關頭的慎重之舉，同避秦于長江下游相較，不失為明智之選。楚國在大敗之余，亟需穩妥可靠的政治后方，又需借助中原各國之力共同抵御強秦的步步緊逼，因而走向“陳城”所在的淮水流域是其面向現實的戰略選擇。此后，楚國依托“陳城”，借助“合縱”之勢，與秦國周旋較量了25年，但終因國勢已衰，在南徙“鉅陽”（今安徽省阜陽市太和縣境內）、暫時落腳之后，最終決定再次東徙于“壽春”，并正式“命曰郢”。在楚國后期立都淮水流域的過程中，不論是“陳城”，抑或是“鉅陽”，都未曾獲得“命曰郢”的政治待遇，“壽春”卻是名副其實的“壽郢”。在楚國的“淮域三都”里，“陳城”具有“臨時都城”的性質，“鉅陽”實為“楚王的別都”（陳得時：《壽春楚文化》，黃山書社2000年版），唯有“壽春”方是楚國君臣盡皆屬意的“郢”都，是其謀劃楚國復興大業的真正根基之地。
楚國統治階層之所以選擇“壽春”為真正的立國根基所在，究其緣由，乃是由于后者所處淮水流域中游的獨特地理位置。淮水流域自古以來便是中國“東部南北自然地理過渡帶，同時形成了南北方文化過渡、交融的典型地區”，“它以淮河干流兩岸為主要區域。北稱‘黃淮’，南稱‘江淮’”，更是“溝通中央王朝與東南地區不可逾越的區域，是實現大一統政權的重要資源”，從夏商周三代以來俱為“地處中原的中央王朝必爭之地”（郭學東：《走讀淮河——淮河南北過渡帶文化考察》，黃山書社2017年版），向以其東通于海、北界黃河、南控長江的重要戰略地位而著稱。壽春的地理位置恰又在淮水流域的中段，實乃“淮南要地”，亦可謂“江北之廣地，淮西之咽喉”（李大升：順治《壽州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江東之屏藩，中原之咽喉”，“有重險之固，得之者安”（壽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壽縣志》，黃山書社1996年版）。楚考烈王熊完與楚令尹春申君黃歇將楚國最后的政治命運完全寄托于“壽春”，絕非輕率決策，而是有著極為深刻而長遠的戰略考量。壽春“以平原四達的淮北為屏障，居于三楚之交的中心地位”（李琳綺主編：《淮河（淮南）文化十五講》，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雖為“南楚”而“其俗大類西楚”，是楚國繼長江中游“栽郢”（今湖北省荊州市紀南城）之后又一賴以立國存身的大“都會”（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而且，從楚莊王熊侶時期以來，因“要重兵立足江淮，則需大批的軍糧”，興建了當時江淮流域最為著名的農田水利工程——芍陂（即后世所謂“安豐塘”），這一極為重要的農業灌區不論是為楚國北上爭霸，還是東徙圖存，都“提供了強大的資糧保障”（李琳綺主編：《淮河（淮南）文化十五講》）。加之，壽春作為南北、東西的交通要沖，也是貿易通商的樞紐，能確保楚國的商業經濟繁榮，為其對抗秦國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因此，立足于淮水流域，進而立都于壽春，便成為決定晚楚國運的重大決策。
壽春支撐了楚國最后的政治發展，但仍然無法改變其被強秦所滅的歷史結局。公元前223年，秦將王翦、蒙武率軍攻入壽春，俘獲末代楚王負芻。隨后不久，抵抗秦軍的昌文君、項燕相繼死去，楚國徹底退出了戰國時代的政治舞臺。縱觀八百年的楚國發展史，興起于江漢流域，敗亡于淮水流域，而“淮南”地域及“壽春”則成為楚國興亡史的獨特承載者，也成為先秦時期“楚風”的永遠賡續者和傳播者。
楚國滅亡后，秦設“楚郡”領有淮水中游故楚地，“淮南”地域及壽春帶著難以磨滅的“楚”印記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夏，楚人陳勝、吳廣聚眾反秦，“起于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于戲。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秦王朝“遂失天下”（何寧：《淮南子集釋·人間訓》，中華書局1998年版）。群雄逐鹿，秦鼎終落漢家。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02年，經過近四年的反復血戰與較量，同為楚人的布衣劉邦最終徹底戰敗了貴族項羽，贏得了開國立朝的巨大勝利，成功驗證了“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歷史讖言。公元前203年，楚漢爭戰的膠著之際，劉邦為瓦解項羽集團的勢力，便已立一代梟將黥布為“淮南王”（秦亡后，項羽作為西楚霸王曾分封黥布為“九江王”），由此在江淮流域產生了西漢前期著名的地方諸侯王國——淮南國。雖然黥布時期的淮南國立都于“六”（今安徽省六安市），但“淮南”地域及壽春仍在其核心區域之內。公元前196年，黥布謀反，漢高祖劉邦親率大軍平叛，采納故楚令尹薛公的謀策，將其剿滅。與此同時，為安定江淮流域、藩護長安漢廷，劉邦分封少子劉長為新的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司馬遷：《史記·淮南衡山列傳》），即九江郡、廬江郡、衡山郡與豫章郡，并將淮南國都從“六”徙至“壽春”。繼曾為楚“郢”之后，壽春再一次成為諸侯王國之都，重新找回了失去已久的政治地位和歷史榮光。
西漢前期的淮南王國共存在了八十一年（公元前203年-公元前122年），從異姓淮南王黥布，到同姓淮南王劉長、劉喜（劉長死后，漢文帝劉恒曾改封城陽王劉喜為淮南王，時長四年）、劉安，歷經了漢高祖劉邦、漢惠帝劉盈、呂后、漢文帝劉恒、漢景帝劉啟、漢武帝劉徹的統治時期。淮南國作為西漢王朝在江淮流域的最重要的封國之一，其興廢存亡始終同西漢皇權政治的嬗變發展同波逐流、息息相關。除淮南王黥布時期外，淮南國都始終在壽春，長達七十四年，這讓壽春在西漢前期仍能作為淮水流域的政治經濟中心之一發揮出重要作用。在中國古代史上，“淮南”地域與壽春最為輝煌的發展時期即是從晚楚到西漢淮南王國的百余年。作為區域性的發展中心，壽春不僅始終保有顯著的楚文化特色，而且讓“楚風”深刻熏染了西漢淮南王國，成為其形成與彰顯大一統時代新“漢韻”的極為厚重的歷史底蘊，也使后世“淮南”地域因“楚風”之蘊藉悠長而永遠具有獨特的文化風采和魅力。
(高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