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淮楚文化”概念的討論，是當前安徽省內、淮南市內楚文化研究者尤為關注與聚焦的重要議題。對何為“淮楚文化”，已有學者提出初步的看法，力圖準確界定這一概念的基本內涵（高旭：《“淮楚文化”芻議》，《淮河早報》2024年06月27日第A2版；《“淮楚文化”再議》，《淮河早報》2024年07月25日第A3版）。但就目前的討論情況而言，圍繞“淮楚文化”概念形成較為廣泛的學術文化共識，仍有待于時日，并非一蹴而就之事。在現有討論中，存在以下三方面的問題特別需要楚文化研究者能夠進一步深入研討：
一是“淮楚文化”概念極為顯著的地域性特征。“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既有學理層面的因由，也有現實考古發掘成果的刺激。長期以來，論及“楚文化”者，基本上都是將湖北地域為“源頭和主干”的“荊楚文化”視作主要對象，乃至于學者們慣常用“荊楚文化”來指稱“湖北文化”，認為“荊楚文化是湖北的雅稱”（劉玉堂：《荊楚文化通議》，《湖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4年第2期），潛移默化中將二者等同為一。從學理上看，這自有其特殊的歷史緣由和立論基礎，恰反映出今天湖北地域同先秦時期“楚國歷史發展”及“楚文化演進”之間的極為緊密的關聯性。但隨著2020年來安徽省淮南市“武王墩楚墓”的搶救性考古發掘不斷取得重大成果，該墓被確認為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楚國最高等級墓葬，墓主人進而被考古學界鎖定為戰國晚期的楚考烈王熊完，淮河流域、淮南地域在楚文化發展史上的特殊性、重要性問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突顯，這“刺激”著安徽省內、淮南市內的學術文化工作者必須重新反思和深刻認識“楚文化”同淮河流域、淮南地域之間的歷史關系，由此促動了“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在先秦時期楚國八百年的歷史發展中，湖北地域無可置疑擁有“源頭”的地位，但是否能被單一看作是“楚文化”的“主干”，是否能用“長江流域”楚文化的發展片面地遮蔽“淮河流域”楚文化的發展角色、作用、地位及影響，卻是很值得人們著眼于考古新發現重新有所審思的課題。從春秋時期到戰國時期，楚國歷史發展的“重心”有著變“長江流域”為“淮河流域”的重大轉型，尤其是楚頃襄王時期因受“秦”逼而遷都于“陳”后的發展，楚文化在楚“先王”們長期經營淮河流域的基礎上，加速同淮河地域文化緊密結合起來，促使“荊楚文化”與淮夷文化愈益實現深度交融（陳廣忠：《四論淮楚文化：淮夷、荊楚與交融》,《淮河早報》2024年7月25日第A4、A5版），其身上的“淮水之風”日益濃烈起來（高旭：《晚楚流韻 淮風悠遠——“淮南楚文化”的歷史特點》，《淮南日報》2024年6月4日第3版）。實際上，楚國后期的歷史發展決定了楚文化演進后期的“主干”并非能用“長江流域”的內涵所完全含括，而是“長江流域”與“淮河流域”并重、共融為“主干”的“新主干”。只有對楚文化的淮河地域內涵及特征展開更為系統的研究，才能深化與更新舊有的學界認知，揭示出中國楚文化豐富復雜、博大精深的歷史內蘊。
二是“淮楚文化”概念的泛指與特指。使用“淮楚文化”這一概念，必須注意辨析實際內涵的雙重性，存在著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上的“淮楚文化”是指“先秦秦漢時期淮河流域因受楚國歷史影響而形成的帶有顯著楚風特色的物質文化產物與精神文化成果”，而狹義的“淮楚文化”則“用來特定指稱現今淮南地域范圍內所存在的先秦秦漢時期因受楚國歷史影響而形成的帶有顯著楚風特色的物質文化產物與精神文化成果”（高旭：《“淮楚文化”芻議》）。“淮楚文化”的概念若就廣義與狹義的比較而言，前者可視作一種“泛指”的概念，廣泛涉及到整個淮河流域境內楚文化的歷史發展及遺存現象，現今河南、湖北、安徽、山東、江蘇等五省都與這一概念存有緊密的歷史關聯，是“流域性”的楚文化概念的反映；后者則是著眼楚文化在淮河流域的上游、中游、下游有著極為復雜的歷史流變情況，而又以古代“壽春”（即楚都“壽郢”）為核心的淮河中游地區為最重要的體現與代表，因此用來特別指稱現今淮南地域的楚文化歷史發展及遺存現象。如何更為準確地區別和界定“淮楚文化”的廣、狹二義，對其“泛指”與“特指”的差異性、相通性做出更為合理的闡釋，是學術文化界就“淮楚文化”概念逐漸形成學理性共識的關鍵所在，需要淮河流域五省的楚文化研究者多方研討、共同推進。當前“淮楚文化”的概念只是初步提出，尚在嘗試性、探索性的界定過程中，其提出者、使用者、闡釋者也以淮南市的楚文化研究者為主，仍未能獲得國內楚文化研究者的廣泛認同和接受。在現有基礎上，充分利用好武王墩楚墓的發掘契機，著力推動“淮楚文化”的概念研究走深走實，使之真正成為中國楚文化研究的新創獲、新領域、新亮點，是未來較長時期內淮南市楚文化研究者最重要的學術工作之一。
三是“淮楚文化”概念與“安徽楚文化”概念的聯系與區別。“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與安徽淮河流域密不可分。先秦時期楚國后期政治重心轉移至淮河流域中游的安徽地域，并在此走完最后的輝煌進程，徹底融入于秦漢大一統政治發展的洪流之中。楚國在淮河流域長期經營，楚文化不斷“東漸”于安徽北部的淮水之域，同時也深入到安徽中部的長江流域。雖然楚國后期政治發展是以皖北淮河流域為根據地，但皖中長江流域亦是楚國著重開拓與開發的地區，“隨著楚人的東進，楚文化從漢水傳播到淮水，從長江中游傳播到長江下游”，“逐漸地吹遍江淮大地”（劉和惠：《楚文化的東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從楚穆王時期滅六、滅蓼、征服群舒至楚莊王時期徹底攻滅反叛的舒蓼，兵鋒直抵長江北岸，與吳、越相鄰而角力，安徽長江流域深受楚文化的風氣熏染，最終完成了融入“楚文化圈”的歷史進程。對現今安徽地域來說，楚文化的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其含括著安徽淮河流域楚文化與安徽長江流域楚文化的兩大歷史構成，這正是安徽地域在中國楚文化發展史上的特殊性所在。湖北地域楚文化總體面貌反映為長江流域楚文化，與安徽地域相較，缺少了淮河流域楚文化的“異軍突起”式的體現，而安徽地域楚文化則既有淮河流域楚文化的厚重蘊涵，又有長江流域楚文化的重要展現，整體上反映為“江”“淮”楚文化的二重變奏，更能彰顯出中國楚文化吞“江”納“淮”、“江”“淮”一體的雄渾氣魄與奇絕多彩。也因此，“安徽楚文化”這一概念實與“淮楚文化”既有重合之處，又有差異之別，不能混同而論。準確地說，“淮楚文化”概念屬于“流域性”的歷史文化概念，而“安徽楚文化”，則屬于“區域性”的歷史文化概念，前者具有后者所沒有的“跨區域性”，需要從更為廣闊的文化地理空間視角來衡量把握。廣義的“淮楚文化”超出了“安徽楚文化”的范疇，但狹義的“淮楚文化”則是“安徽楚文化”的最為核心、最為厚重、最為精彩的歷史構成。
淮南市是“楚國最后國都所在地”，更是“楚文化遺存的密集地”，“楚文化輝煌的重要展示地”，理應爭取成為國內新的“楚文化研究的重要陣地”，越來越能“講好安徽楚文化故事”，“展示好楚文化魅力”（李松：《講好安徽楚文化故事》，《安徽日報》2024年8月6日第6版）。“楚文化”因武王墩楚墓的考古發掘而在國內外掀起新的熱潮，這對淮南市楚文化研究者既是前所未有的學術契機，更是前所未有的學術挑戰！如何更加準確地把握淮南地域楚文化的特質與特色，進而萃取提煉出充分顯現雄渾奇彩之“楚風”的當代淮南城市精神（岳葆春等：《何以淮楚 只此淮南——散論淮楚文化中城市精神的提取與培育》，《淮河早報》2024年9月26日第A1版），這極為有待于淮南市楚文化研究者真正夯實“淮楚文化”概念的“第一塊”學理基石。
（高 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