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00年，楚武王、楚文王相繼打開總是不啟的“申息之北門”，北上逐鹿中原，與周天子進行對話。楚國由蠻夷小國，自封為王，開啟了擴張模式。與此同時，楚人也沿淮水東下，穿越大別山脈，把版圖擴大至江淮地區。《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記載，楚成王熊惲26年“滅六、英”。在公元前646 年，楚國滅掉了當時六國之一的英國，即今安徽六安金寨、霍山一帶，標志著楚國勢力正式進入安徽。公元前598年，楚莊王令孫叔敖修建安豐塘（芍陂），標志著楚國開始對淮南地區進行深度開發。公元前530年楚靈王揮師東下，屯兵正陽關，直指州來城。此時州來城即今天壽州古城的前身。“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孫叔敖修建芍陂，是楚人對安徽、對淮南地區進行系統開發的開始。芍陂修建完成后，淠水東岸大片沼澤濕地得到利用，楚地盛產稻米，也在此大面積栽植，生產力水平得到很大發展。然而，到了楚頃襄王時期，奸佞當道，楚國由盛而衰，國力急劇下降。公元前278年，秦國白起攻入郢都，頃襄王無奈之下遷都于淮水北岸的陳國故都，史稱陳郢，即今河南淮陽。公元前253年，楚考烈王從陳郢遷都于鉅陽，即今安徽太和，同時利用春申君黃歇封邑的基礎，對壽春城展開大規模營建。12年后，于公元前241年遷都于壽春，史稱壽郢或壽春郢。直到公元前223年秦國王翦、蒙武兩員大將攻破壽春，虜走楚國末代楚王負芻，滅楚。可見楚國800年，楚風漫拂安徽400多年。
楚人東漸的步伐，帶來的不僅是領土的擴張，更重要的是推動了民族與文化的融合。楚人進入安徽，以其文化深刻影響改變了江淮本土文化，其中淮南地區受楚文化的影響最為顯著。楚人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隨著疆域的擴大，在進行文化傳播的同時，也不斷吸收消化本土文化。當時江淮大地的東夷文化、淮夷文化與吳越文化、中原文化，最后與楚文化的碰撞融合，形成了楚國后期有別于江漢流域荊楚文化的“淮楚文化”。江淮大地豐富的楚文化遺存，為淮南、為安徽、為淮河流域楚文化的概念確立提供了實物支撐。而武王墩大墓的考古發現，則讓安徽、讓淮南獨立提出楚文化的學術研究概念顯得更為迫切。我想，這就是正式提出“淮楚文化”的學術概念或者是文化符號的背景吧。
“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是魯迅先生在《故鄉》一文中的名言。先生這句話強調了人類通過集體行動和持續努力，可以開辟出新道路的重要性。它鼓勵人們不畏艱難，勇于探索，通過自己的行動改變環境，實現目標。相對“荊楚文化 ”而言，“淮楚文化”當前只是一個新的文化符號的一種表述，從挖掘歷史文化的當代價值的角度來看，“淮楚文化”不僅僅是淮南楚文化，也是淮河流域楚文化，更是江淮大地的楚文化極為卓絕的歷史代表。
文化遺產是歷史文化的記憶，也是民族基因的載體。推動文化遺產活化利用是彰顯其文化魅力和時代價值的重要途徑。眾所周知，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道家學派代表人物老子、莊子都是安徽人，他二人所創的老莊哲學是楚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倡導的“天人合一”自然觀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觀念，對現代社會的生態環境保護和綠色低碳循環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楚相孫叔敖修建安豐塘，率領鄉親們戰天斗地，科學改善水系。安豐塘建成后2000多年一直至今潤澤幾十萬畝良田，造福鄉里，不但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更加體現了勇于斗爭、善于斗爭的斗爭精神。楚國末期遷都壽春的主要原因除了政治軍事壓力和壽春地理位置優越之外，還有其經營了400多年的楚地安徽當時經濟發達、文化繁榮，江淮地區壽春實際上已成為楚國東境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遷都壽春體現了“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外”的戰略意識和系統觀念。遷都壽春后，戰國四君子之首春申君為了楚國的最后生存，謀劃著請封江東、進占黃淮的一盤大棋，為楚國尋求最后的政治支撐。在江東地區，即今上海、蘇州一帶，春申君營建城池、治理申江、疏浚河道、發展經濟、種植水稻，使江東變成楚國穩定的戰略后方。因為春申君的原因，使當時的楚國郢都壽春一頭連接淮河上游的中原地區，一頭連起了長三角地區，正可謂胸懷天下，籌謀興楚。
我們利用武王墩大墓考古時機提出“淮楚文化”概念，既是一種嶄新的歷史研究概念，更是一種全新的地域文化符號，不但能使楚文化的形態更為豐富，魅力更為持久，還能推動其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正如魯迅先生講的腳下的“路”一樣，走著走著就有了，講著講著就有了，越來越多的人都來講就更清晰和明朗了，至于“淮楚文化”的精神特質、文化內涵的提煉，那就期待更多的社科同仁們一起來講好“淮楚文化”故事，譜寫“淮楚文化”新篇！
(楊道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