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了解一座城市，就從博物館開始�；茨鲜且蛔鶜v史文化名城，有著“楚風漢韻”之稱，是楚國最后國都所在地，是楚文化遺產密集地，也是楚文化遺產重要展示地，擁有豐富的楚文化歷史遺存和深厚的文化底蘊。
在淮南市博物館館藏文物集萃“淮土遺珍”展廳入口處，放置著一個造型精美的巨大銅蓋鼎。這件放大版的復制品的原型就是存放在該展廳的戰國時期楚國“客豊愆”銘獸足銅蓋鼎。
市博物館副館長吳琳向淮河早報、淮南網記者介紹，這件“客豊愆”銘獸足銅蓋鼎通高35.5厘米，口徑29.4厘米，腹徑34.5厘米，柱高20.7 厘米，重11.8千克，出土于原壽縣朱家集李三孤堆楚王墓（今屬于謝家集區楊公鎮朱家集）。
吳琳介紹，墓主人被認為是戰國后期楚國國君楚幽王，也就是楚考烈王的兒子，不過該墓曾遭受過多次盜掘。1933年春，當時隸屬于壽縣朱家集一帶的豪紳對李三孤堆大墓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盜掘，出土數千件重要文物。1938年，國民革命軍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李品仙再次盜掘該墓。這批文物抗戰時期被輾轉運往武漢、成都、樂山避難，抗戰勝利后運回南京，1948年由安徽省文獻委員會派人接回故鄉。據有關材料統計，保存下來的主要是銅器，大多收藏在安徽省博物院，少數分藏于故宮博物院、國家博物館、上海博物館、天津博物館、淮南市博物館、壽縣博物館。
吳琳表示，該器造型端莊挺拔，具有楚國晚期青銅器的典型特征，其精湛的鑄造工藝和口沿下方的刻銘是研究楚國晚期歷史的重要實物資料。
據了解，楚國青銅器的發展大抵可分為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其獨特的風格。在第一階段，楚國青銅器深受中原地區影響，形制上與中原器相似或相同。到了第二階段，楚國青銅器已形成自己的風格，重要的楚墓所出土器物都極富特征，顯示出楚器的特色。到了第三階段，楚國青銅器的制作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器物多為素面，但也有繁復美觀的紋飾，顯示了楚國對青銅禮器制作的重視和擁有的精湛技藝。
淮河早報、淮南網記者看到，這件銅蓋鼎口沿下陰刻有三字銘文——“客豊愆”。吳琳介紹，“客”指的是鑄客；“豊愆”，有專家認為這是鑄客的姓名。值得一提的是，同樣器型刻有相似銘文的鼎，在淮南武王墩墓也出土了。
據了解，這些銘文不僅記錄了禮器的制作信息，如制作時間、地點、工匠姓名等，還可能蘊含著深遠的象征意義和文化內涵。這些信息，不僅為后人提供了關于當時社會、經濟、技術等方面的寶貴資料，而且通過這些信息，可以窺見當時的社會觀念、文化傳統以及人們對未來的期望和祈愿。
同樣出土于李三孤堆楚王墓的鑄客大鼎，鼎口平沿處陰刻銘文十二字“鑄客為集腏（zhuì）、伸腏、睘（huán）腋腏為之”，前足足根和左腹下外壁各刻“安邦”二字。銘文的開頭為“鑄客”兩字，所以根據慣例這件銅鼎就以鑄客命名，又因此鼎在數千件楚器中最為雄偉，所以又被稱為大銅鼎。這些出土的銅鼎不僅是珍貴的青銅禮器，而且其制作與楚國的鑄客制度緊密相關，體現了楚國對禮制的尊重和維護。
鑄客制度是楚國的一種特殊制度，規定了青銅禮器的制作和管理。鑄客，顧名思義就是從其他諸侯國請來的工匠，說明戰國時期的工匠已不再是奴隸社會時期奴隸主的附屬物，身份比較自由。在楚國，鑄客負責為王室制作青銅禮器，這些禮器包括但不限于鼎、尊、彝等，它們在宗教儀式、宴饗和外交活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鑄客制度的實施，反映了楚國對于青銅禮器的重視以及其在社會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展現了楚國的文化特色、社會結構和藝術成就，是研究楚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這件銅蓋鼎從體型上看，算是比較大的青銅器了，外觀比較簡潔大方，鼎身有弦紋，三足的根部高浮雕獸首紋，粗壯有力，出土時還從里面提取出了2000多年前的牛骨。”市博物館講解員黃鳴玥向淮河早報、淮南網記者介紹，銅蓋鼎是古代一種煮食物的器具，也是祭祀的一種禮器。
在我國古代禮制中，不同等級貴族使用的青銅禮器規格不同，具體為天子九鼎八簋、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卿/士三鼎二簋、低級的士一鼎，依次遞減，不得逾越，這便是“藏禮于器”。我們常說的“九鼎八簋”，就是天子在進行祭祀、宴饗、隨葬等禮儀時，要使用九鼎配八簋的禮制。這些禮器是權力和地位的象征，其數量的多少是區分貴族等級的標志，也成為后人判斷墓主人身份的重要參考。
這件楚國“客豊愆”銘獸足銅蓋鼎，即便靜靜矗立在展廳中，依然無聲地向人們“訴說”著跨越數千年的歷史故事和文明記憶。
（記者 張明星 付莉榮 攝影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