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具有生命力的學術新概念的提出，都有其特定的現實因由與學理訴求，絕非輕率而論。當前提出并闡釋“淮楚文化”這一重要概念即是如此。
就現實因由來說，“武王墩”楚王墓（戰國楚考烈王墓）的科學考古發掘再一次讓世人充分認識到淮南市所擁有的楚文化歷史遺存的豐厚性、特殊性、重要性，也讓學術文化界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研討安徽楚文化、淮南楚文化的熱潮。正是在這一形勢的影響下，如何深刻準確把握“淮南楚文化”在中國楚文化中獨特的歷史地位、價值及意義的重要課題就自然而然地擺在了人們面前。也因此，著眼于楚國中后期發展與淮河流域之間以及同古“壽春”（“壽郢”）所在的淮南市之間的特殊關系，研究者嘗試提出“淮楚文化”的新概念來予以揭示和反映，并從廣義與狹義兩個方面來界定這一概念（高旭：《“淮楚文化”芻議》，《淮河早報》2024年6月27日），認為只有兼顧“淮河流域”與“淮南地域”的雙重視角，才能較為清晰地看出淮南楚文化的特殊性所在，也才能進一步揭示出淮河流域楚文化“同”“異”于長江流域楚文化的地方，從而推進中國楚文化的深化發展。可見，如果沒有“武王墩”楚王墓這一重大考古契機的出現，“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便缺少了強勁的現實動力；即使得以提出，其學術影響、社會反響，都必將大為減弱，無發對淮河流域楚文化、淮南楚文化的研究闡釋、發掘利用發揮出最為有力的促進作用。
就學理訴求來說，則具體表現為三個方面：
一是原有的楚文化概念難以準確反映淮河流域楚文化、淮南楚文化的發展情況，更無法突顯出后者在楚文化演變史上的特殊地位及影響。在楚史、楚文化研究中，使用最多、影響最大、認同度最高的概念是“荊楚文化”。“荊楚文化”的概念是歷史形成的，有學者曾明確主張：“歷史上荊、楚不分，荊、楚或荊楚、楚荊作為一種特定的稱謂，已沿襲三千多年了”，因而“楚文化、荊楚文化同屬一個概念，均指楚人（族）、楚國創造而長期沉淀的文化實體和形態”（魏昌：《楚學札記》，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用“荊楚文化”指稱“楚文化”，從整體上反映楚文化的歷史存在及內蘊，確有其合理之處，也得到了學術文化界在內的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但這一概念很明顯在具體使用中也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以往楚史、楚文化的研究者（特別是湖北省的學者）潛移默化中習慣將“荊楚文化”等同于“湖北楚文化”或“長江流域楚文化”的概念來使用，對淮河流域楚文化的歷史發展有著某種程度的忽視，甚或輕視。如有學者認為：“荊楚文化，有人將它作為湖北文化的代稱”或“代名詞”，“以地區中心論又主要是指兩湖文化”（王建輝、劉森淼：《荊楚文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還有學者主張：“我們說的荊楚地區，是指以今荊州為中心的兩湖地區（即湖北、湖南兩省），而江漢地區則又是其腹地。所以，所謂荊楚文化，從創造者來說是楚人（族）楚國創造的文化；從地域來說，是以荊州為中心的江漢至兩湖地區（當然也包括江淮地區）的文化”（魏昌：《楚學札記》）。強調“荊州”與“兩湖地區”是楚文化歷史發展的核心地域，這從先秦楚國發展的實際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應指出，該看法并不全面，而是同樣存在一定的偏狹。因為這種認識并沒有準確把握到春秋中后期至戰國末期楚國長期經營淮河流域（從公元前七世紀后期楚文王“伐蔡”“滅息”始，楚國勢力便已深入淮河上游地區，并日益控制了東進淮河流域的交通要地），甚至逐漸將政治重心從江漢流域遷移至淮河流域的客觀情勢。淮河流域對于楚史、楚文化的演變發展所具有的特殊性、重要性，是無法用一個“當然也包括江淮地區”來輕輕“含括”與“帶過”的。基于此，為更進一步揭示淮河流域楚文化、淮南楚文化不同于長江流域楚文化、荊州地域楚文化的特殊性，客觀界定前者在中國楚文化發展中應有的地位，便需探索性提出“淮楚文化”的概念來彌補不足、更新舊知。
二是淮南楚文化在淮河流域楚文化、安徽楚文化、中國楚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也亟需有所辨析厘清。隨著2015年底壽縣正式劃歸淮南市，這座歷史上著名的楚“郢”都，“楚文化的故鄉”，同淮南市一道整合形成了江、淮流域底蘊最深厚、最具代表性的楚文化遺存密集地之一。“兩處楚王墓、一座楚郢都”就此成為淮南市楚文化歷史遺存的鮮明標志。在目前國內已知的楚文化考古發掘中，能夠擁有“兩處楚王墓”的城市（實則為“兩處楚王陵”。李三孤堆的“楚幽王墓”、武王墩的“楚考烈王墓”均有相應嚴格的陵寢規制，并非僅有“王墓”。前者因民國時期被盜掘而遭到徹底破壞，后者在搶救性考古發掘中得以證實和逐步呈現），惟有淮南市。這充分說明了淮南楚文化歷史資源的無比豐厚性，實有其難以為其他擁有楚文化遺存的城市所及之處。更遑論，現代學術意義上的“楚文化”學科即是因淮南地域“楚幽王墓”的橫空出世而奏響歷史的“序曲”（劉和惠：《楚文化的東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現今淮南地域仍存在大量的“孤堆”古冢，這其中又不知有多少楚文化遺存的寶貴蘊藏！以往學術文化界不僅對淮河流域楚文化發展成就認識不足，而且對淮南楚文化的關注度、重視度也較為有限，這并不利于我們在新的條件下對中國楚文化形成更為全面、更加深入的歷史認知。借助武王墩“楚王墓”的重大考古契機，從學理上重新審視和研討淮南楚文化在淮河流域楚文化、安徽楚文化、中國楚文化中的地位及影響，自然成為當前學術文化界必須高度重視的基礎性課題。正是由于淮南楚文化發展的深厚底蘊、豐富資源、廣闊前景，才確有必要、迫切需求提出“淮楚文化”的新概念來“定位”淮南楚文化，將其獨有的歷史蘊涵及風韻充分彰顯出來。
三是準確界定“淮楚文化”的學術新概念是逐步拓展形成楚文化研究新領域的重要基礎，也是促進學術文化界重新審思楚文化“江”“淮”內涵“異”“同”性的重要前提。提出“淮楚文化”這一概念，必將引起學術文化界對淮河流域楚文化、淮南楚文化的新的反思，促使研究者們逐漸擺脫以往楚史、楚文化研究重“江”輕“淮”，且對淮河流域楚文化缺少整體性探討的局限。在“淮楚文化”的概念基礎上，學術文化界能夠更深入地把握淮河流域楚文化發展的相對獨立性，更透徹地剖析出淮河流域楚文化同長江流域楚文化之間的“同”與“異”來，進而開拓出淮河流域楚文化、淮南楚文化的新的研究領域，豐富現有的中國楚文化的學術內涵。在波瀾壯闊的歷史演進中，楚文化所具有的“六大支柱”（爐火純青的青銅冶鑄、絢麗精美的絲織刺繡、巧奪天工的木竹漆器、義理精深的老莊哲學、驚采絕艷的屈騷文學、恢詭譎怪的美術樂舞）、“五種精神”（篳路藍縷的艱苦創業精神、追新逐奇的開拓進取精神、兼收并蓄的開放融會精神、崇武衛疆的強軍愛國精神、重諾貴和的誠信和諧精神）的根本內容在“江”“淮”流域保持著一致性、連貫性、穩定性（王生鐵主編：《楚文化概要》，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但也必須看到，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江”與“淮”畢竟是有著不同自然稟賦及特點的大河，楚文化在二者流域范圍內的流變發展不可能全然相同，而是必有其內在的差異之處。故此，在“荊楚文化”之外，提出“淮楚文化”的概念，能夠推動楚文化的研究發展面向淮河流域、淮南地域別開生面、再創新識。
由上可知，“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既是應科學考古之“機”而為，亦是應楚文化拓展深化發展之“需”而論，這兩方面的動因都與地處淮河中游要地的淮南市有著至為緊密的關系。正因淮南市（戰國晚楚“壽郢”所在地）在淮河流域楚文化發展史上擁有獨一無二的歷史地位，所以“淮楚文化”這一概念在狹義上用來特指“淮南地域楚文化”或“淮南楚文化”，最能突顯出淮河流域楚文化的精神風采與獨有神韻！（高 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