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墩楚考烈王墓的考古發掘，又一次充分證明淮南市擁有極為豐厚而獨特的楚文化歷史遺產及資源，無論是對先秦楚國發展史研究，還是對先秦秦漢時期楚文化演變史研究，都具有不容輕忽的價值與地位，是中國“楚學”的重要構成之一。楚文化在安徽省最為顯著、最具影響的歷史表現是在皖北淮河流域，特別是以現今壽縣（戰國時期的“壽春”，楚國最后一個“郢”都）為楚文化中心地域的淮南市。與楚文化在其形成、發展、興盛的核心地域湖北省荊州市（紀南城遺址所在地）被稱之為“荊楚文化”不同，作為楚國歷史發展的“歸宿地”、楚文化最重要的“承載地”之一，淮南市學術文化界提出用“淮楚文化”這一概念來指稱楚文化（柏松：《從荊楚文化到“淮楚文化”——訪淮南市史志工作者、文化學者姚尚書》，《安徽日報》2024年4月17日第5版），以此來反映淮河流域對楚國史、楚文化演變所產生的重要影響，同時也揭示出淮南市在淮河流域楚文化發展中所具有的獨特作用及地位。
從地域文化視角著眼，先秦秦漢時期楚文化的發展并非僅僅體現為單一地域的歷史內涵，而是有著豐富的多樣性，其影響范圍遠超出現今湖北省一地，實際還將現今湖南省、河南省、安徽省、江蘇省、浙江省、四川省、山東省、廣東省等也囊括在內。雖然以“荊楚文化”來一般性指稱楚文化有合理性的依據，亦為學術文化界普遍接受，但若認為“荊楚文化”可在完全意義上等同于楚文化，則又會產生忽視楚文化復雜多樣的地域性發展特點的局限，并不利于人們對楚文化發展內涵形成更為深刻準確的歷史認知。“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有助于人們重新認識楚文化演變發展的復雜歷程和豐富內涵，為學術文化界進一步深化“楚文化”的研討提供了新的契機。
概念界定：廣義與狹義
論及“淮楚文化”的概念，需先對“楚文化”有一明確的認識。楚史專家張正明先生曾指出：“楚文化因楚國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的一種區域文化”，“所謂楚文化，不是一個單一的概念，而是兩個大小套合的概念。考古學上的楚文化，以體現在考古遺物上的為限，主要是物質文化。歷史學上的楚文化，則是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合”（張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盡管考古學上的“楚文化”同歷史學上的“楚文化”存在一定的區別，但很顯然，后者能含納前者在內，能更好地揭示出楚文化豐富多彩、博大精深的蘊涵。因此，認識把握“楚文化”，既不能離開考古學的成果，但也不宜只局限于考古學的范圍，而是應從更廣泛的“文獻”（考古資料、傳世文獻資料、民俗資料等）意義上展開系統研究。
“淮楚文化”建立在“楚文化”概念的基礎上，內涵包括廣、狹兩個方面。就廣義來說，是指先秦秦漢時期淮河流域因受楚國歷史影響而形成的帶有顯著楚風特色的物質文化產物與精神文化成果。由于淮河流域覆蓋現今河南、安徽、江蘇三省的近半面積，以及湖北、山東兩省的一部分地區，而先秦時期楚國八百余年發展史中，現今淮河流域五省均曾不同程度上受到楚文化的直接影響，其中尤以河南、湖北、安徽、江蘇四省為著。基于此，“淮楚文化”這一概念，廣義上理應面向整個淮河流域而言。就狹義來說，現今淮河流域各地區中，除淮南市外，尚未有任何一地明確提出“淮楚文化”的概念，并以之來揭示、界定和標識自身充滿地域性特色的楚文化蘊涵，故而“淮楚文化”在狹義上可用來特定指稱現今淮南地域范圍內所存在的先秦秦漢時期因受楚國歷史影響而形成的帶有顯著楚風特色的物質文化產物與精神文化成果。如若說廣義上的“淮楚文化”是一個寬泛的大概念，那么狹義上的“淮楚文化”便是一個有著明確特指的小概念。
與“荊楚文化”概念的比較
長久以來，“荊楚文化”相當于是“楚文化”的同義詞，在所有關于“楚文化”的概念中，沒有哪一個概念如“荊楚文化”一樣深入人心，廣為學術文化界和社會大眾所認可與接受。但如若深究，“荊楚文化”雖能代稱“楚文化”，“楚文化”卻不宜簡單等同于“荊楚文化”。盡管“就地理框架來說，荊楚就是長江中游地區……只有宜昌以西一段伸進了長江上游地區的東緣，止于巫山”，“就文化氛圍來說，荊楚就是楚人的本土”（張正明、劉玉堂：《荊楚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而且楚國早期歷史發展與現今湖北境內的“荊山”密不可分，但仍需指出，在楚國八百余年的歷史演進中，淮河流域同樣占據著重要地位，尤其是公元前278年秦國攻破“栽郢”，楚頃襄王被迫徙都于“陳”（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陽區）后，楚國后期政治中心徹底轉向淮河流域，一變以“江”為本而成以“淮”為主，由此抒寫出楚文化發展的新篇章。因此，在某種意義上，過于片面強調“荊楚文化”易于使人拘泥于楚文化在長江流域的發展和成就，而忽視其在淮河流域的重要發展及影響，這并不利于人們充分認識到楚文化所具有的多樣化的地域意蘊。提出“淮楚文化”這一概念，能同“荊楚文化”相互參照，為學術文化界更深入地研討楚文化的復雜性、為社會大眾更深刻地理解楚文化的博大精深提供有益的啟示。
與其他相關概念的辨析
學術文化界現有與“淮楚文化”密切相關的概念還有“陳楚文化”“壽春楚文化”“楚淮文化”“淮南楚文化”“江淮楚文化”等。“陳楚文化”是河南學者對周口市的特色地域文化的指稱。周口市淮陽區是古“陳”地，以太昊氏為首領的東夷部落世居于此。西周初期為陳國封地，直至公元前479年楚國滅陳，置為縣。戰國后期，楚頃襄王徙都“陳”，“郢陳”作為楚國后期政治中心長達38年。河南學者認為“楚文化與這里的東夷文化和華夏文化相互交融，從而形成一種多元復合型的陳楚文化”（鄒文生、王劍等：《陳楚文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淮陽區地處淮河上游北岸，居黃淮之間，“陳楚文化”在體現淮河流域楚文化蘊涵的同時，也反映出黃河流域歷史文化因素的深刻浸染。
“壽春楚文化”“江淮楚文化”“楚淮文化”“淮南楚文化”等概念均為安徽學者提出。2015年12月，壽縣從六安市劃入淮南市。在此之前，由于行政區劃的特定歷史原因，壽縣楚文化研究者曾用“壽春楚文化”來指稱“壽縣地區有代表性的壽春楚文化遺存”（陳得時：《壽春楚文化》，黃山書社2000年版）；在此之后，研究者又用“江淮楚文化”來整體性指稱長江、淮河流域的楚文化，并認為“江淮楚文化，不但是中國楚文化的主要部分，而且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陳得時：《江淮楚文化》，安徽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研究道家學說的安徽學者則提出“楚淮文化”的概念來探討先秦老莊道家、漢代淮南黃老道家所受楚文化、淮河文化的深刻影響（李霞：《生死智慧：道家生命觀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高旭：《大道鴻烈：<淮南子>漢代黃老新“道治”思想研究》，巴蜀書社2020年版）。“淮南楚文化”是當前淮南市學術文化界指稱淮南地域范圍內一切帶有先秦秦漢時期楚文化獨特印記的物質遺存與精神產物。以上四個概念中，“壽春楚文化”已顯失之過“窄”，無法與當前淮南市楚文化研究現狀及需要相適應；“江淮楚文化”則失之過“泛”，無法突顯出淮河流域楚文化及淮南地域楚文化的特殊價值及意義；“楚淮文化”的概念雖然提法接近“淮楚文化”，但因主要著眼于道家學說研究提出，而非立足于“楚學”視角，故仍無法更精準地反映淮河流域楚文化演進的整體趨勢、內涵及特點；相較于前三者，“淮南楚文化”的概念與“淮楚文化”最為契合，其不足之處在于僅能體現出后者狹義的一面，而廣義的另一面則付之闕如了。
綜上可知，“淮楚文化”這一概念能夠兼顧闡釋淮河流域、淮南地域楚文化歷史發展情況的雙重訴求，其學理研討空間更大、內涵更豐富、特色更突出，比較適合當前淮南市楚文化研究的需要，有利于形塑新的城市特色文化名片，擴大淮南市楚文化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且能對深化豐富楚文化的地域性認知起到大有裨益的促進作用。如果說“荊楚文化”是楚文化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體現者，那么“淮楚文化”同樣是展現楚文化博大精深內涵的重要承載者，其獨特的地域性價值及意義，不容輕忽！
（高 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