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楚文化”的歷史特點
從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熊元（《系本》作“熊完”）東徙都壽春（今安徽省淮南市壽縣），“命曰郢”，至公元前223年，秦將王翦、蒙武俘獲楚王負芻，戰國時期楚國的政治中心東移淮水中游的壽春長達18年。曾在江漢流域興盛繁榮的楚文化，在淮河流域走向了最后的落日輝煌。也由此，為我們當前研究闡釋別具特色的“淮南楚文化”奠定了歷史基礎。何謂“淮南楚文化”？即是以現今壽縣為中心地域，擴展至淮南市全境的先秦楚文化遺存（凡帶有“楚風楚韻”印記的物質的、精神的人類文化創造物皆屬其中）為基本內容而形成的特定的地域文化形態。“淮南楚文化”是“安徽楚文化”“中國楚文化”的重要構成，也是后兩者的杰出代表之一。與江漢流域的荊楚文化相較，“淮南楚文化”既有著“楚文化”的一般性的共同特征，也表現出深受晚楚政治發展及淮水地域影響而形成的新的歷史特點。具體而論，其要有三：
一是先秦時期楚文化的最后精粹濃縮聚集于淮南楚文化之中。由于壽春是楚國發展史上最后一個正式的“郢”都，也是最后一個長期用心經營的政治文化中心，故而楚人在從公元前241年決定向東徙都壽春之后，即將楚國王室及貴族精英階層的珍寶重器一并輾轉遷移到了壽春，這讓壽春成為八百年楚國史上最后一個全面濃縮、聚集與承載楚文化歷史遺產的“勝地”，也讓淮南地區成為楚文化遺存極為豐富厚重的“楚墟”。因此，如要深入系統研究楚文化的歷史蘊涵，就必須對“淮南楚文化”給與特殊的關注與重視。任何一種文化在走到其最后的發展歸宿之際，必然會將最為核心的文化精粹及精神予以“回光返照”般的燦爛呈現，以圖在歷史上留下自身至為鮮明的獨特印記。楚國對最后一個郢都“壽春”的耗盡全力地營建，使之成為了戰國后期規模最大的列國都城之一。乃至于楚人以壽春為“郢”都后，無論受到秦國何種政治軍事壓力，都未有再一次向東“徙都”以求茍存的沖動，這實與楚國國力在壽郢的長期營建中漸損殆盡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關聯。
二是楚文化發展由“江”變“淮”所帶有的濃厚淮水之風在淮南楚文化中有著突出反映。公元前278年，楚頃襄王熊橫面對強秦的進攻，不得已避退至陳縣（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陽區），并以之為新都，號為“陳郢”或“郢陳”。楚國政治中心雖在陳郢存在長達37年，但卻一直只將其視為臨時國都，并未如以后的“壽春”一般正式“命曰郢”。繼陳郢之后，公元前253年，楚考烈王曾“徙于鉅陽”（今安徽省阜陽市太和縣境內），將“鉅陽”作為楚國的臨時政治中心來對待（實則發揮陪都的作用），其實際地位及作用遠不如陳郢。從楚國政治中心遷移到陳郢之后，楚文化發展便進入了以淮水流域為中心的發展階段。當楚考烈王再次“東徙都”至“壽春”這一淮河中游的咽喉要地、關津樞紐后，晚楚文化所具有的淮水之風的特點便更為顯著地體現出來。壽春作為最后的楚“郢”，位于潁口下游，八公山之陽，淝水由東向西經城北入淮，可謂是依山傍水、山水靈地，既是“地險所在”，又得淮水、淝水及芍陂的農業灌溉之利，是淮河流域不可多得的立“都”寶地。現有的考古發掘證實，壽春城沿著淝水河床而營建，再由城南的芍陂“引流入城，交絡城中”，形成了都城內外相互貫通的水運網絡交通體系，并根據特定水道將城區切塊劃分，合理布局（陳得時《壽春楚文化》，黃山書社，2000年）。這讓壽春成為一座依“淮”而建、飲“淮”而居、運“淮”而商、守“淮”而御的淮域新“郢”，在楚國建都史上別開生面、獨具特色，顯露出晚楚政治變遷與千里長淮之間的特殊因緣。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1960年在壽縣城南邱家花園附近出土的5枚“鄂君啟節”（舟節2枚、車節3枚，現分別收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和安徽博物院），作為楚懷王熊槐頒賜給鄂君“啟”用于從事水陸經商活動，出入各地關卡的特許免稅的重要憑證，也從一個側面有力證明了楚都壽郢所具有的淮水流域交通要樞的歷史影響，其確為戰國時期楚國貫通聯絡漢水、長江與淮河三大水路的關鍵節點之一。選擇“壽春”作為“郢”都，是戰國末期楚國最為重大的政治決策之一，由此興于江漢，扎根江淮，亡于壽春，便成為楚國最終的命運歸宿。
三是淮南楚文化的考古學內蘊在楚文化的整體發展中占據著令人矚目的重要地位。“一座楚‘郢’都、兩座楚王墓”是淮南楚文化在考古學上對楚文化目前已知的最大貢獻，在整個楚文化發展史上占據著極為獨特的歷史地位。“一座楚‘郢’都”即是戰國時期的壽春故城遺址，位于今淮南市壽縣東南，周長20.90公里，面積26.35平方公里，其規模比楚文化鼎盛時期的“栽郢”（湖北省荊州市紀南城遺址）大得多，后者周長15.506公里，面積約16平方公里。須知，“栽郢”是楚國長達220年左右的都城，經過了長期的營建，而壽郢則僅是楚國最后18年的都城，二者存在時間上的差異及規模大小的差異均顯而易見。對壽春故城遺址的考古發掘，無疑是楚文化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淮南楚文化的歷史驕傲。“兩座楚王墓”即“楚幽王墓”和“武王墩楚王墓”。前者位于今淮南市謝家集區雙廟村的李三孤堆，在1933年、1935年、1938年曾連續三次被地方劣紳及腐敗官僚所盜掘，造成了楚文化發展史上不可彌補的損失；后者位于今安徽省淮南市三和鎮徐洼村，也曾險遭盜掘之厄，但慶幸的是及時受到了地方政府的保護，并于2019年11月獲得國家文物局批復后正式開展搶救性考古發掘工作。2024年4月，國家文物局在淮南市召開“‘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進展工作會，發布武王墩一號墓階段性發掘成果。截至目前，文物考古部門已初步認定該墓為戰國晚期楚考烈王墓。以上“兩座楚王墓”都是罕見而恢弘的楚文化寶庫，都出土了楚文化的眾多的珍寶重器，是迄今為止國內正式發現確認的兩座楚王墓，特別是“楚幽王墓”，更被學界視為“楚文化這個學科誕生的序曲”（劉和惠《楚文化的東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楚文物的第一次大發現。毋庸置疑，淮南市是楚文化考古發掘的“寶地”，是一座能不斷驚艷世人的當代“楚城”！
作為中國楚文化的重要構成、安徽楚文化的杰出代表，淮南楚文化有著不同于其他楚文化地域的鮮明特色，展示出戰國晚期楚文化最后的歷史輝煌。淮南楚文化不僅集中反映了八百年楚文化發展的精粹所在，而且體現出顯著的淮水地域之風，并在考古學意義上大放異彩、令人矚目。這些歷史特點無一不顯現出淮南楚文化所具有的獨特價值與魅力！如何更好地研究闡釋、傳承利用“淮南楚文化”的豐厚歷史遺產，讓這朵地域文化之花在“中國楚文化”的百花園中更加明麗綻放，被世人所愛重欣賞，實為當前淮南市最應著力解決的時代性課題！(高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