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國的歷史，始于約公元前1030年，到公元前223年為秦所滅，橫跨東周、西周、春秋、戰國四個時代共計八百多年。東周和西周時期的楚國，偏安在長江中游一隅，遠離中原的文化中心，被視為“蠻夷”。然而到了春秋時期，經過楚成王、楚武王、楚莊王的勵精圖治，和戰國時期楚悼王、楚宣王、楚威王的連續興兵擴張，最終楚國成為西起巴山、東到大海、北抵河南、南至南嶺、橫跨江淮的戰國霸主之一，并在原有西南“荊楚”蠻夷文化基礎上，充分學習，吸收并融合了中原文化，創立了獨特的楚文化，其采礦、冶煉、制造上達到了先秦科技的高峰，作為華夏文明的一部分，為我們留下了輝煌的歷史篇章。
在楚國歷史上的遷都，基本方向是從西南一隅向東北中原方向移動，最后在公元前241年遷都到壽春（今淮南市壽縣），直到公元前223年被秦所滅，而公元前262年，壽春作為楚國令尹（相國）春申君的封邑所在地，已經進行了二十年的大規模發展建設，使壽春不但成為楚國的政治和經濟中心也是當時的科技文化中心，因此壽春見證了楚文化的高峰和最后的輝煌，留下了大批珍貴文物，讓我們今天得以一窺當年楚國的科技水平之高超，感受先秦華夏文明的巔峰。
在眾多壽春出土的文物中，重達400多公斤的楚大鼎無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件，作為迄今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三足圓鼎，不僅因其圓口、方唇、鼓腹、圓底、拓耳的雄偉形態和豐富的紋飾成為今天國家公祭鼎的原型，同時其體現出的高超的科技工藝水平也同樣令人嘆為觀止。從鼎身和鼎足上的鑄造范線（也叫分型線）來看，楚大鼎是采用了12塊泥（陶）范合鑄而成，相比于與之齊名的后母戊大方鼎以及春秋戰國時期其他同樣是范鑄的大型青銅器，楚大鼎表面的平滑和光潔程度大大提高，如此巨大的器型上幾乎沒有砂眼、氣泡、渣孔、流痕、縮水和熔接線一類的鑄造瑕疵，說明當時楚國的工匠已經超越了冷范鑄造而熟練掌握了熱范鑄造技術。在鼎腹內部，沒有任何范芯的支撐痕跡，可見當時采用了口下足上的倒扣范型，在倒扣范型下，口唇部位作為熔銅流動的最后充填部位，極易由于流阻和溫度不均的原因產生瑕疵，而楚大鼎在口唇部不但沒有瑕疵，且有筆畫清晰，深度、寬度均勻一致的十二字銘文“鑄客為集脀、亻告
脀、鳴腋脀為之”，由此證明當時楚國的工匠們對銅鉛錫的配比，冶煉和泥范的溫度調整，鑄造過程中的排氣和溶流控制均達到了青銅器鑄造史上的最高水平，鑄造品質遠超同時期的其他大型青銅器，具備極高的藝術和科學研究價值。
另一件能體現楚國高超的金屬冶煉和加工技術工藝的文物是壽春出土，現藏于故宮博物院的楚王銀匜。該銀匜呈無足平底瓢型，器形上光滑壁薄且線條流暢優美，內外分別銴刻“楚王室客為之”和“室客十”共九個字，是我國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銀質器具。由于自然界中銀礦多與鉛礦共生且主要以低品位的硫化礦形式存在，其冶煉和提純難度遠高于銅，所以春秋戰國時代銀器極少，多為鑄造而成的形狀簡單且體積較小的銀幣或飾品，相比之下高度4.9厘米，口徑12.5厘米的楚王銀匜更顯得彌足珍貴。中國歷史上最早有記載的煉銀方法為漢代的“灰吹法”。戰國時代的楚國工匠如何冶煉出大塊的銀制作器具，到今天仍然是一個謎，不僅如此，該銀匜并非采用鑄造工藝，而是通過鍛打而成，通體薄厚均勻且沒有鍛打和研磨的痕跡，可見當年精鍛和拋光技術之高超。遺憾的是，該類銀器的制作工藝沒有留下文字的記載，直到百年后的西漢才有了被稱為“秦制楚風”的類似銀器。
古楚都壽春的出土文物眾多，燦若滿天星辰，代表了春秋戰國時代華夏文明在金屬冶煉和加工制作的最高水平，雖然只取其一二分析，也能讓我們感到它所承載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了解這些文物的科學和藝術價值，不僅僅是對前人的敬仰，更能打造我們今天的文化自信。(安泳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