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祝勇《故宮文物南遷》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寇侵略中國的野心昭然若揭。為保護故宮文物，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決定將故宮博物院國寶南遷，共運出珍貴文物13427箱又64包。從1933年2月至1949年1月，南遷、西上、東歸、北運、遷臺，歷時十余年，行程數萬里，輾轉十余省之后，全部南遷文物幾無損壞，無一遺失，堪稱奇跡。“祝勇故宮系列”最新力作《故宮文物南遷》選取這段驚心動魄，可歌可泣的歷程，為讀者勾勒出國難之下，中華優秀兒女舍生忘死共同保全民族文化之根的浩蕩征程。
近些年來，祝勇以文學的形式建造“紙上的故宮”，完成一個文化學者以當代視角對古老文明進行的獨特解碼與重述，已成為文壇一道不可忽略的風景。2023年5月，《故宮文物南遷》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全書正文共分9章：烽煙南渡、徘徊京滬、鐘山風雨、西遷南路、西遷中路、西遷北路、淪陷之城、東歸北返、一宮兩院。《故宮文物南遷》像是《故宮六百年》的接續，又像是將《故宮六百年》的結尾進行了展開和放大。作者“意猶未盡”的寫作感覺與讀者“似曾相似”的閱讀體會兩相交融，產生了一種特別的效果，《故宮文物南遷》似乎本身就是帶著濃烈的“代入感”面世的。
故宮文物南遷，過程驚心動魄，精神可歌可泣，從文學的角度看，是不可多得的創作素材。很自然，讀者會在《故宮文物南遷》里品出小說味道。比如書中“從皇宮到博物院”等章節，以及“皇妃革命”等片段中，都以故事細節的敘述和場景轉化的技巧制造出強烈的畫面感，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祝勇身兼作家與紀錄片導演的雙重身份，使得他筆下的文字既沉穩扎實，又靈活跳躍，作者將翔實的考證與鮮活的文學表達運用得游刃有余，從獨特角度展示了一個豐富深邃的古典中國，小處生動，大處磅礴，充滿了一個文人與學人對于歷史的溫情與敬意，讀來猶如細嚼橄欖，回味無盡。
偉大的抗日戰爭是一場持久戰，故宮文物南遷也是一場持久戰。戰線拉得很長，其中艱辛自不待言。“在那個戰亂的年代，前輩們的使命是在遷移中保護這些價值非凡而又無比脆弱的文物，他們不僅要面對天上的敵機、地上的槍炮，還要面對急流險灘、火災水患，以及疾病和饑餓的侵襲，更不用說在污濁黑暗的政壇上，還有各種明槍暗箭引而待發。”《故宮文物南遷》，是一本厚重之書。“厚重”不僅在于體量上的“厚重”——700多頁的篇幅，更在于內容上的“厚重”——篇篇寫滿了血淚，頁頁承載了苦難。為保文物安全，江瀚、劉復、徐炳昶、馬衡等三十多位北平文教界人士認為北平各文化機關所藏的許多珍貴文物是“表揚國光，寄附著國家命脈、國民精神的，”“是斷斷不可以犧牲的。”在保衛國寶面前，寧可拋頭顱灑熱血也決不將“國之重器”棄之不顧或拱手讓敵。這種慷慨赴死的氣概，有誰說不是在面對另一個抗日戰場呢？故宮文物南遷之所以最終能夠取得勝利，也決不是單單依靠一批文化精英或國民政府軍隊，這是一場全中華兒女參與其中的戰斗。故宮文物南遷，讓故宮人與途經地區的鄉土百姓結下了深厚的情誼。至今仍存留在樂山安谷鄉的“功侔魯壁”牌匾，就是一例生動見證。
90年后，祝勇回望故宮文物南遷這段不應被歷史煙塵所裹挾而去的歷史，《故宮文物南遷》寫得很辛苦，也寫得很深情。在寫作的兩年中，除了在故宮博物院查閱檔案文獻，作者還去多地博物館、檔案館查找資料，采訪當年參與那場文化長征的后人，并以影像記錄的方式進行田野調查，試圖在文字中和影像中重構那段不平凡的歲月。可以說，祝勇和他的團隊伙伴是將文物南遷長征路重新走了一回。“2023年是故宮文物南遷啟程九十周年，九十年前的那段歲月算不上遙遠，但畢竟時空環境都已變化，我輩如不努力，不去找回正在流失的記憶，那段歲月就將隱沒于歷史的黑洞中。”當年前輩們保衛國寶安全是出于一種義不容辭，那么祝勇寫作本書初衷自然也是一種義不容辭。這種“義不容辭”殊途同歸，即為“視國寶為生命”為核心的典守精神。
著名作家王蒙說：“祝勇以文學的方式書寫故宮，對于傳承傳統文化，樹立文化自信，很有意義。”按祝勇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我試圖用文字筑起一座城”。如果要為《故宮文物南遷》尋找一個定位，現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的評價是切中肯綮的，“故宮文物南遷，創造了人類保護文化遺產的偉大奇跡，承載著深刻而意味雋永的國家命運和民族記憶”。(胡勝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