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隨著近些年越來越深入的研究，楚文化的歷史地位越來越受到重視。淮南市把楚文化定位為城市文化符號，無疑是非常正確的。但我斗膽說一句，目前的諸多楚文化特征較明顯的城市中，深入挖掘出屬于自身城市內核特征的其實不多。我以為，淮南在這方面有文章可做。
楚國從興起到全盛再到滅國，隨著勢力范圍的變遷，其影響涉及到包括今江蘇、安徽、河南以南的小半個中國。由此也帶來了楚文化呈現出的不同的特征，司馬遷在其《史記·貨殖列傳》中就有過西楚、東楚、南楚的“三楚”的論述。西楚是發源地和興盛地，南楚是影響已及但尚未開發之地，而東楚則是其主動出擊的拓展地和最后拒絕滅亡的抗爭地。被司馬遷放在“南楚”的壽春則是一個特殊的地方，它既是西楚東移的重心區域，也是東楚、南楚和中原地區的樞紐，所接受的影響和自己的沉淀，構成了淮南楚文化的獨特的特征。所以，研究淮南的“楚文化”，我覺得必須擴大空間，拉長時間，提煉精神。
淮南在楚國勢力到來之前，是淮夷的地盤，境內有州來、舒蓼等方國。淮夷人擅長農業、治水，州來就是以種植麥為生計，舒蓼也是以種植藥草著稱，這也是楚擴張至此后在這兒經營的基礎，由此也在融合后誕生了聞名世界的芍陂工程。而潁水、汝水和三條淝水的溝通中原和東南吳、越的交通優勢，事實上成了溝通江、淮、河、濟這“四瀆”的樞紐。尤其是戰國時期，隨著楚國在以淮南為中心的東楚的重點經營，淮南成了一個受楚文化影響明顯、又同西楚的“內斂”性有明顯區別的“外向”特征——重農亦重商，重實際也重眼界。所以，我們看到一個乍一看很奇怪的現象：西楚的士以屈原為代表，一心守著楚國，少有中原地區的“異國出仕”；東楚的士，則既有“客仕”秦國、為秦的強大、統一立下汗馬功勞的李斯、甘氏父子，也有堅決同秦抗爭的春申君、項燕、范增等人。
但仔細分析，這一點也不奇怪。堅定了信仰的東楚人（包括被司馬遷分在“南楚”的淮南人），都在為自己的信仰努力奮斗者，矢志不渝！這其中，發生在淮南的持續數十年的反抗暴秦的斗爭可歌可泣！郢都陷落時的慘烈和屈原自沉汨羅的人格激發，讓以壽春為中心的楚國君臣，像考烈王和春申君黃歇、昌平君和項燕等，前赴后繼，英勇壯烈，鑄就了楚人反抗的血性，且讓“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抗暴誓言在后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陳勝、吳廣起義，打出的是“張楚”（意即“張大楚國”）旗號；項梁、項羽叔侄繼起，建立的是“西楚”；據說是屈原堂弟屈斗弟子、在壽春被攻破后隱居家鄉居巢練兵的范增，聽到項梁起兵，不顧年過七十，千里迢迢去投奔，為楚復仇……
有眼界、有血性之外，農、商并重，也造就了淮南為中心的東楚人重義、重廉、輕利的特點。在國家遭受強秦逼迫的危急時刻，春申君把自己經營成熟的壽春城和封邑淮北十二縣，毫不猶豫地奉獻了出來。個人私利讓位大義，讓“廉潔”在這塊土地深深扎根，影響后代，無論是“土著”還是“過客”。春申君之前，有清風惠政卻“糲餅菜甍”，持廉至死，留下“優孟衣冠”典故的楚令尹孫叔敖；春申君之后，有上任時乘牛車來，離任留牛犢去，不肯帶走“一片云彩”，留下了“時苗留犢”美傳的東漢人時苗；有把廉潔自律、克己奉公當作家風傳承，父子二人皆以清廉著稱于世的魏晉時的胡質、胡威父子；有身為大將，卻儉樸到吳主孫權驟至其家時，見其“母疏帳縹被，妻妾布裙”，因而感嘆不已的蔣欽……
所以，對淮南的“楚文化”的研究，要抓住它真正“獨有”的特性，全面、深刻，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特”，如此才能讓“楚文化”成為也曾做過“郢都”的淮南的一面金字招牌，才能在淮南旅游文化中形成自己獨特的魅力。(許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