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埠暴動
瓦埠暴動是在1931年3月。其時，我已經在上奠寺小學上學。這次暴動，在壽縣歷史上是件大事，可是我沒有留下多少記憶，只是隱隱約約記得那天下午，小甸集的曹克科和曹競兩位來到家里找二伯有急事，這兩位都有特點讓人很容易記住：曹克科留了兩撇八字胡須，背后人們都叫他仁丹胡子；曹競人稱狗老爺。我總覺得他們滑稽、很好玩。所以他們和二伯說話，我不愿意離開。只聽他們在談論瓦埠暴動，說曹鼎帶的隊伍被國民黨縣隊、聯莊會的隊伍（地方武裝）包圍在張嘴子，要組織人、槍去救他們，來找二伯商量辦法，他們緊張地談論了一陣子急速離開。這就是以偽裝“小甸集聯莊會”隊伍的名義，占據了有利地形，掩護曹鼎突圍成功的行動。三崗的曹維邦等人參與了這次行動。
瓦埠暴動失敗了，但它教育了革命者，教育了人民，從此壽縣開始了武裝斗爭的新篇章。
啟蒙教育
我上的小學是壽縣縣立上奠寺小學。按習慣我應該在小甸集上小學，因為這里是曹姓戶族的中心。由于曹云露奉命到上奠寺以小學教員的身份作掩護開展黨的工作，因此我和云青以及村內幾位少兒一起，都到了上奠小學讀書。
曹云露平時在學校住宿，只有星期六才和我們一起回家。在回家的路上，他向我們講解富人為什么這么富，窮人為什么這樣窮，剝削、階級、壓迫等等。進而講到地主、老財、官府、國民黨是一家，天下窮人是一家，應該團結起來和他們斗。云露在放學回家的路上給我們講這些的時候是那樣耐心，循循善誘，有時甚至和我們一起背誦古人“六月禾未秀，官中已修倉”這類詩詞，并為我們講解。
少年時期接受的印象最深的教育，是針對性的教導。我上小學時，家中已經告訴我父親曹淵犧牲的情況，而且村中長輩們見到我多要鼓勵幾句，好好學習，長大了替父親報仇啊！中國歷史上替父報仇的如伍子胥等英雄人物也進入了我的腦海，曹云露察覺了這些情況，針對替父報仇這種思想，他說，我們干革命不是為了報私仇，我們要推翻整個舊的社會制度，要打倒地主、資本家、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為廣大人民求解放，實現人人有飯吃、有衣穿。我們要的是人人平等，沒有剝削、沒有壓迫，富強的新社會。三叔（指曹淵）就是為廣大人民的解放事業而犧牲的。這是多么偉大而崇高的理想啊！為了個人報私仇，這種思想豈不是太渺小了嗎？這次談話，開闊了我的思想境界，為我確立正確的人生觀奠定了基礎。
曹云露在學校當了三四個學期的教員，瓦埠暴動后奉命離開，專門從事武裝斗爭活動。1931年水災，緊接著是大旱之年，赤地千里，顆粒無收，土匪四起，游擊隊活躍，軍隊“進剿”，街上常常駐扎有國民黨的部隊，街頭有幾次掛起了人頭示眾，說是被捕殺的共產黨人，可是街上的人說不是，是被地主、老財陷害的農民。往往在路邊也碰上被殺害人的尸體，至于是什么人，就無人能回答了。由于土匪騷擾，國民黨軍隊的進剿，學校兩次被迫停課，一次是我們這個班全部遷到鄉下上課。一次停學無法復課，我們幾個同學只好轉到私塾先生那里學習。在這些變動中，每一次變化，我都接觸一次新環境，增長一次新知識。這一時期使我感興趣的，還是放學回到家里和潛藏在家里的游擊隊員們談論的一切。他們對我的教育和教給我的社會知識，是我終身難忘的。
現在回想起來，這些游擊隊員們多是農村知識青年，他們教的歌是自編的揭露社會黑暗的歌曲，針對性很強，是自我教育，也是游擊武裝政治工作的內容。有些歌詞至今我尚可背誦幾句。如：
姐姐妹妹聽我言莫呀，
聽我言莫呀，
我們婦女真可憐
你可知道？
自從娘胎生下地莫啊，
生下地莫呀，
看是那丫頭就生報，
捂死掉她！
……
除了歌曲，更多的是講解革命道理，很多時候是我在提問。放學回家到這里來的是曹云青，他比我大兩歲，提的問題往往比我深，所涉及的內容大致是：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就是人人平等，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地主、老財；社會主義是用拖拉機耕田，人人有飯吃、有衣穿，不勞動沒得吃；共產主義是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社會主義是各盡其能，各取所值；共產主義是各盡其能，各取所需……
和游擊隊員們在一起是十分快活的，只是必須嚴守秘密。這是我們家庭的第一條戒律。當然還要做些我能做的事情，除了為傷員送水送飯等力所能及的活，我往往還被派出去送信、到鄰村找人等。我看到的難事，常是為傷員請醫生看病，政治上靠得住的醫生往往來不了，來得了的醫生靠不住，當然這些不需要我們來操心。可是為傷員買藥常常派到我們頭上，這些藥物也不是什么藥店都可以去買的，只能到可靠的藥店里去買。有一次，家里讓我去買桑皮紙，這是一般的商品，竟引起商店老板的猜疑。中醫治槍傷用的是粉狀藥物，把藥物送進傷口深部，只能用桑皮紙，當我向商店老板要桑皮紙時，老板以懷疑的眼色看著我問：“哈！小鬼，你家里要買田寫地契啦？”這分明是在詐我。我當即回答：“我的燈籠破了，糊起燈籠防止夜里摔跤。”這次讓我捏了一把汗，實在有些后怕。
千鈞一發
瓦埠暴動失敗后，由于南京國民黨武裝的到來，壽縣黨組織組建了游擊大隊。1931年8月，黃家壩起義失敗得很慘，80多人慘遭殺害。兩次失敗后，壽縣黨組織接受了教訓，改變了策略，不搞聚眾暴動，采取分散秘密活動的辦法，建立游擊小組，發動群眾抗捐、抗糧、割秋、扒糧，以壯大農會及青年、婦女等群眾組織，游擊小組尋覓時機，集中起來，打擊危害大的反動勢力，以鍛煉、發展游擊武裝。曹家崗一帶開始成為游擊健兒集合起來的出發地和出擊完成任務后的休息地，游擊隊來往得多了，也就難以秘密了，因而國民黨軍隊的“圍剿”接踵而來。經常是游擊隊剛離開，國民黨地主武裝就來了；或者是國民黨部隊一走，游擊隊又悄然到來。
應付國民黨政府的保安隊比較容易，因為他們不是本地人，較難對付的是地方控制的聯莊會，最難應付的、最可恨的是叛徒。國民黨的保安隊來了，抓不到人，在村里抓雞摸狗，有時應付他們吃一頓飯，也就走了。地主的聯莊會都是附近村莊的人，能辨別游擊隊員以及他們搜捕的對象，但也有其弱點可利用。一次，一位較有身份的地主帶領七八條槍，從大郢孜來到園子上，顯然在大郢孜沒有什么收獲，家中只有祖父和婦女小孩。這位地主和祖父對起話來，目的是想詢問村內游擊隊員的情況，這當然達不到目的。這時，天色已晚，他們不想離去，對祖父說，“今晚就住在你這里，不走了。”祖父漫不經心地說：“你們的膽子不小啊，住在這里保險嗎？”“住你家更樓上。”祖父沉下臉來說：“你們還是早點離開得好，現在兵荒馬亂的，誰也不知會發生什么情況，我們不能保你的險，更樓的梯子壞了，更樓也頂不了什么事。趁天色還不晚，早點走吧。”就這樣連嚇帶哄打發他們上路了。
但也不是所來之人都可以這樣被打發走的。
一次，游擊隊幾位領導帶領七八名隊員來到家中，在更樓子上和后屋住下了。可是，晚飯后反動的地主武裝又來了十幾個人，要住下，而且為首的是敵“肅反”專員、叛徒，此人叛變后帶領國民黨保安隊到處抓人、燒房屋，是游擊隊員們的死對頭，家中房屋前后他都十分熟悉。他們已經走了很久的路，很疲勞，來后即聲言晚上住下不走了。伯父和祖父難以讓他離開，只好熱情接待，在東前屋地上擺了兩個地鋪，安排他們住下。
看情況他們沒有懷疑游擊隊會來到這里。可是，夜貓子進屋，絕無好心。那，他們來干什么呢？
住在后屋的游擊隊員們聽說“肅反”專員送上門來，真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紅，這也是難得的消滅他們的機會，多數人主張一鍋端掉，還可得到十幾條槍。這可讓幾位領導十分為難了，命令除全體警戒外，專差兩人嚴密監視前屋動靜，然后和同志們議論打還是不打。這真是千鈞一發啊！如果我們主動出擊，敵無防備，全殲是有把握的，可是打了以后，血染園子上，敵人報復，不僅園子上，整個曹家崗也將被毀，這個可以掩護游擊隊員們的秘密場所也就沒有了。而保留這個場所，對今后的發展是必需的。但眼前的情況，即使我們不出擊，能否相安無事，一點把握也沒有，如果敵人闖進內院，戰斗也將必然打響，因此所有人員要做好戰斗準備。
在前屋，這些家伙白天不知都在什么地方，干了些什么，很疲勞，擺好地鋪，喝了茶，就躺倒睡了。也沒有留崗哨。這樣麻痹大意令人難以理解。即使對祖父、伯父不存戒心，可曹云露在搞游擊武裝，他們是清楚的。
在后屋，游擊隊員們聚精會神，注視著前屋，空氣似乎是凝固的，萬籟俱寂。只有前屋斷斷續續的鼾聲，點綴著這令人煩悶的夜空，這鼾聲令隊員們發笑，這鼾聲也令隊員們松了一口氣。
突然，圍墻外樹頭有些搖動，發出的聲音是細微的，又是清楚的，有人在上樹翻墻頭。這本是游擊隊員們黑夜進出的老路，每一位隊員都十分熟悉。“壞了，‘猴子’回來了。”一位隊員說。“猴子”是接受偵察敵情任務，按時回來匯報的游擊隊員。只見“猴子”沿著墻內的樹爬了下來。人們怕他走向前屋，也不能喊住他，他不知道前屋住上了反動派，偏偏向前屋走去。
“危險！”
“做好準備，聽命令！”
只見“猴子”走到前屋的窗口，向里邊窺探，聽到鼾聲，覺得不像自己同志，不對勁，機警地退了回來，向后屋走來。同志們伸手把他拉進了屋內，“危險啊！……”就這樣，又闖過了一次險關。
雷電交加風雨夜
游擊隊攔擊打死了區長趙乘臣（人稱“趙小區”），繳了區小隊十幾條槍，大快人心。縣政府急派保安隊趕來，游擊健兒早已無影無蹤，沒有不透風的墻，何況是大白天的行動，游擊隊員又都是周圍村子里的熟人。第二天鄉間藝人即編出了歌詞，說起大鼓書來。曹家崗為首的是曹廣海、曹云露，盡人皆知，參與戰斗者，亦有名可指。國民黨派來了兵，形勢嚴峻，曹家崗人心惶惶，人們緊張地準備著迎接暴風雨的來臨。
園子上已見不到曹云露的蹤影，出事后他曾回到家里向祖父、伯父交代了兩句即離開。對祖父、伯父來說，行將到來的滅頂之災，已經不是第一次了，祖父的態度還是像往常一樣鎮靜、從容。他說這個家呀，也沒有什么值錢的東西，人最要緊，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我帶著兩個小的先走，現在也只是暴風雨前片刻的寧靜，你們還要各自做好準備，等候消息，隨時離家。
晚飯后，傳來敵情，保安隊今夜包圍村莊，明早抓人。當祖父領著我和云青出門的時候，遠處的云層帶著閃電逼來，祖父沒有理會這個，向家人交代我們可能的去向以便于聯系，接過家人遞來的斗笠，便上路了。
我們所走的已不是平常走的道路，而是按直線取田間小路，目的是迅速離開村莊，到達鄰村。這種叫田埂的路很難走，好在祖父手里拿著拐杖，我們也只拿著僅有的兩件換洗單衣，并未帶什么負重的東西；遠處的閃電，還不時為我們照亮著這崎嶇小路。行進是艱難而緩慢的，祖父心中也是不平靜的。最使祖父不平的是族內有人責罵他不正干，不去好好管教子女，而去造反鬧革命，自家家破人亡，還要連累村鄰。這次曹云露、曹廣海帶領群眾殺了“趙小區”，眼見村鄰又要遭殃，他自己也難逃這些責難：一方面是群眾要受難，一方面是無理的責難。群眾遭受苦難，使他心疼，無理的責難又使他憤怒。曹云露領導大伙兒“割秋”，你們家的子女不也是爭先恐后參與進去？難道不就是“割秋”才使得“菜糊糊”碗里多了幾粒糧？殺了無惡不作的“趙小區”，大快人心，你們又讓我怎么去管教曹云露？還有人說，你們已經丟了一個兒子，還要丟幾個？祖父說，死怕什么？他們一不偷、二不搶，死了沒有什么可丟人的，他們為人民謀利益，為革命打江山，犧牲了是他的光榮。看來祖父對敵人行將到來的抓、捕、燒、殺并未想論理，因為那是沒有道理可論的，而族中同輩的責難卻是不可忍受的。天下為什么竟有這些不懂道理的人！
事實是冷酷的，祖父以比冷酷的事實更堅硬的心，迎接即將到來的暴風雨。一聲天崩地塌的巨響，傾盆大雨劈頭而來，風雨交加，兩眼已難以睜開，雙腳更難以在田埂上移動，只能緊緊抓住斗笠以抵擋狂風襲擊，蹲下不動，祖孫三人靠在一起，任憑風吹雨打。
周圍的田里，雨水已經泛白，溝渠已可聽到嘩嘩水聲，經驗告訴祖父，必須迅速離開此處，這里是沖底低處，高處的水沖下來，溝渠變河流，就跨越不過去了。祖孫三人冒著暴風雨，一步一滑，滑倒再爬起來，小心翼翼，艱難前進。終于我們跨越了溝渠，挨近了鄰村。當叫開一家我叫大爺的家的門時，開門的大爺見是我們，開口便說，這么大的雷暴雨，就怕你們被堵在家里，逃出來了，這就好了！我們被引到一間較空的房間，架起了柴草，點起了火，烘烤被淋濕的衣服。后來大爺又端來熱姜湯給我們喝，以抗風寒。也就是在這間草屋，鋪上草席，我們一覺睡到第二天日上三竿。
逃難逃進了土匪窩
頭晚國民黨保安隊沒有進村，大概是為暴風雨所阻，曹家崗的人也因此有好多未能逃出來，第二天一早才陸續離村。這是第二天同從村內來和祖父打招呼的人的談論中得來的消息。
早餐吃得很晚，而且大爺特地做了攤餅，這是干糧。這里農家早餐不干重活是不會吃干糧的，讓我們吃干糧，預示我們要遠行。臨行前我們才知道，是讓我和云青到嫂嫂的娘家去。祖父送了我們一段路。拐向別的村子去了，由我們自己前去。
午飯以后，趕到了嫂嫂娘家，嫂嫂并沒有逃回娘家，到了哪里也不知道。吃完飯已經是下午，嫂嫂父母很熱情，問清了情況以后說，為了安全，晚上你倆和“大的”（他們的大兒子）到村北邊的“稻場”上去睡，以免讓人堵住了大門，跑不出去。后來我們才知道，我們的到來，給他們出了難題，他們得到的消息，土匪隊伍晚上很可能流竄到這里，他們正在收拾東西，以應不測。這些，當時并未告訴我們。
晚上，我倆跟隨“大的”到了他們家的稻場上。我們鉆進了秫秸支起的“房屋”，睡在地上，和“大的”講起了故事。我漸漸睡去，醒來時天已大亮。當我喊第一聲時，云青厲聲厲色地讓我小聲點，指指外面說，村里已經住進了土匪，不遠處土匪已布置了崗哨，我們已經不能出去了。
這真叫逃難偏入土匪窩。云青和“大的”都比我年長、懂事，安慰我說，不要怕，只要我們不動彈，沒有人會想到這里有人。昨晚土匪就是經過這里進村的，沒有喊醒你，怕你害怕，現在只能等候看情況變化了。從秫秸稈的縫隙向東北方看去，200米外有一位帶槍的崗哨在走來走去。稻場的南面有一間獨立的小屋，住著一戶人家，大門是關起來的，見不到人影，這家人是逃走了，還是不敢出來？走不出去，憋在這里，一分鐘一分鐘向前捱著。時間已近中午，我們滴水未進，昨晚到現在還沒有吃一點東西，可以說是又渴、又餓、又煩、又急。突然，獨立小屋的大門開了，走出一位中年男人，后面跟著小狗，在門外收拾他家的雜物，兩眼在觀察四周的一切。這時我們才知道，他是我們叫二大爺的，從曹家崗搬到這里，他也認識我們。云青說他一個人先去看看，“大的”說，他出去合適，因為土匪在附近放了崗哨，他是本村人，住在自己家的場上合情合理。這樣，他帶著不無恐懼的緊張心情，一步步走進了二大爺的家門，遠處的崗哨沒有理會。當二大爺得知我們在稻場上時，他自己扛了一把叉子，來到場上，領著我們到了他的家。
進家以后二大爺就批評說，你們早該到這里來。“大的”說，因為大門緊閉，我們以為房內沒有人了。還是云青比我們懂事，他說，我們來是會連累你們的。二大爺說，曹家崗的人，不說這些。他熱情地吩附家人打洗臉水、倒熱茶、做飯，就這樣使我們安定了下來。如何才能離開這里，二大爺說，先別著急，土匪已經進駐了這里的幾個村莊，不能貿然出去，看看情況再說。太陽偏西，從嫂嫂娘家的村里向這里走來了一個人，空著手未帶武器，二大爺盯著看了一會兒說：“好了，有救了。來者叫曹三，曹家的人，按族中輩分，你們是兄弟，同輩人，他是個土匪小頭頭，托他幫忙，他不能不辦。這樣，你們就能離開這里了。”我們帶著疑慮注視著來人，畢竟他是土匪，我們還沒有見到過土匪是什么樣子呢，也有些害怕。曹三是來看望二大爺的，語言不多，也還和藹，當他得知我們的身份后，他說你們盡管離開好了，不會有什么事。當我們迅速離開并到達董村時，嫂嫂的父母正站在高處向稻場方向張望，當他們辨認清楚來者確系我們三人后，壓在心頭的大石頭落地了。他們解釋說，昨晚土匪是從我們所在稻場的這個方向進村的，所以無法通知我們離開。當我們打聽嫂嫂的消息時，他們才告訴我們，從曹家崗方向過來的行人說，國民黨的保安隊已經進了村里，看到幾處在冒煙，是保安隊放火燒房子，燒的誰家房子就說不清了。
我們為什么能順利離開土匪窩，化險為夷？是二大爺的面子，還是土匪同我們家有什么交情？這里有必要介紹一下早年鄉間土匪的情況。
20世紀30年代，壽縣農村的基本矛盾當然是源于封建的土地制度，代表封建地主的是縣、區、鄉的官僚、惡霸，他們無惡不作。連年的天災人禍，民不聊生，群眾活不下去了，因而鋌而走險，聚眾為匪盜，少則幾十，多則幾百上千，一次行動，往往占領數個村莊。這時的農村，三股勢力在交錯，一是縣、區、鄉的官僚和他們的保安隊，這是統治者；一是共產黨領導的群眾組織農會和游擊隊；再就是土匪隊伍。共產黨人盡力在做土匪的工作，聯合他們，以求改造他們。但他們不和共產黨沾邊，原因是和共黨來往，戴上了紅帽子，國民黨就死追猛打。國民黨是把共產黨作為其主要敵人的。這時的土匪一般來說也不會傷害我們，他們知道，共產黨也是本鄉本土人，情況熟悉，傷害了他們，必然要受到制裁。有時二者之間也會互通情報，搞點互相支持。我們這次能順利離開匪窩的道理就是如此。
離家之后
1938年4月，我和云青離家奔赴延安。此后故居的一切情況都不是親身的經歷和感受，許多具體情節是和母親聊天時知道的。我們走后，故居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兩個革命階段，敵（日）、偽、頑、友、我各方在故居所經歷的斗爭，極其復雜、激烈、殘酷，跌宕起伏，直到1949年全國解放，我們的家庭、親友，已經是血濺原野，家破人亡。故居已是殘壁斷垣，僅存的幾間破漏草屋，還傲然屹立在園子上。就是這草屋在向世人宣告，三烈士故居還沒有被摧毀，三烈士的家人沒有被滅絕。
大郢孜不懂事的小孩往往說，園子上沒有“帶把兒的（指男的）”，只有女人。是的，男的死的死，逃的逃，幸存者戰斗在革命需要的地方。只有女的在園子上堅持、掙扎、斗爭，她們是母親、小姑和孟家大姐，有時兩位嫂嫂也在。孟家大姐，是大伯的女兒。小姑是母親的女兒（養女），人們稱母親為老姑，稱她為小姑，我們走后，母女相依為命，更艱苦，也更困難了。母親說，你在家時（十年內戰時期），那里雖然抄了家，但“跑反”還有個周旋余地，后來的“跑反”，已經無處可去了，跑日本鬼子的反，是所有人一起跑，還好一點，后來跑國民黨的反，十分殘酷，不是至親骨肉，都不敢沾邊了。(特約撰稿 曹云屏)
（作者為曹淵烈士之子，離休前曾任中共廣州市委顧委副主任）
